日期：2005-9-9 作者：Scheler
Scheler这是一个后文革词语。它指称的是因为书写日记而被指控、判定犯罪并量刑惩处。文革中被归入“反革命罪”。
作为公民人身权利隐私权的一部分，日记[注]是当事人对自己日常生活事务、个人际遇、见闻、感觉的逐日进行的私人记录，除个别作家拿它发表外，绝大多数是秘而不宣的。
从 1953 年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舒芜交信作为定罪证据开始，书信的个人隐私和思想、言论自由就被否定，并且扩大到了日记。日记罪的高发期是三年困难、文革等政治敏感、脆弱时期。
用于定罪日记的来源，或是组织要求交出审查，或是红卫兵抄家抄检强掠得来。私人记录一旦落到办案人手里就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社会—政治意义：日记所载事实、感触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稍有出入，流露不满、批评的文字，就被寻章摘句，掐头去尾，往往是从几十万字日记找出只言片语、几百字穿凿连缀成文， 引申构陷，上纲上线，罗织成罪。典型的判词是：“书写大量反动日记，多次偷听敌台，散布反革命言论，以最恶毒的词句攻击、诬蔑、咒骂无产阶级司令部， 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上山下乡运动，极端吹捧苏修，为刘××鸣冤叫屈，反革命气焰嚣张，民愤极大。”
遇罗克、王申酉等案情里都有日记罪情节，并把日记纳入了定罪依据。对日记罪的处理，轻则批斗、挂牌、游街，留党察看，开除留用，工资降级；中则戴右派帽子，开除学籍，不予分配工作、遣送原籍监督劳动；重则开除党籍、工职， 以现行反革命判刑 5—20 年（多为 10 年）。牵连波及的还有妻离子散，恋人劳燕分飞，无房、无家、无业，只能靠抗体力活儿活命，等等。
网友 iloveyy 的爷爷（民国国企总经理）文革烧日记造成马桶下水道堵塞（日记太多），被发现后给揪住不放，预谋自杀不忍连累子女而不果。Glzzx1968 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日记中有对“伟大领袖”“文革小组”“文化革命”“林副主席”的不敬词句，经“革命群众”举报被广州公安厅以反革命罪逮捕、关押一年。因“出身较好”交群众管制，“帽子拿在群众手里”；1970 年被分配到广西某山区。
因此人们都把日记烧掉，不敢再记日记，害怕授人以柄，招来横祸。或把日记变成记事册，只写流水帐、抄语录，即使要记录一点真实的东西也用暗语、代号、删节号（……）来替代。甚至开天窗，留着空白日后补记。
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平反冤假错案时，日记罪也被列入其中。通过申诉，法院撤消了原判决书、宣告被告人无罪，公开平反，恢复公职，恢复原工资级别，补发毕业证书，归还日记。
在此前后，《群众》杂志副总编乐秀良在《人民日报》、《新观察》杂志上陆续发表了《日记何罪》、《再谈日记何罪》、《三谈日记何罪》。他认为日记的私密性决定了它不公开、无影响、无流毒、无不良后果，即使有偏激、错误也不危害社会秩序，不构成犯罪和刑事责任。因日记被批斗、判刑都是冤假错案，必须平反、善后。今后法律必须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保障日记自由，保障日记不再成为抄家的目标、文字狱的罪证，保障日记主人不会成为思想犯。5 年间接到 21个省市自治区一百几十位读者 600 多封来信，倾诉因日记罪蒙受的冤屈，请求申诉。乐秀良一封封回信、处理，或代呈上级，或投书报刊揭载，或帮忙出主意， 这些读者来信反映的问题基本得到了改正。乐秀良因此被称为“日记保护神”。
日记爱好者有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夏日”为“日记节”或叫“日记日”的民间创议。
[注] 日记源远流长：经学家俞樾认为日记起源于东汉（如马笃伯《封禅仪记》，就已逐日记叙登泰山之事），两宋成了日记的繁兴期（如南宋陆游和范成大的日记，日本、美国分别有译注本或研究论著出版），清代李慈铭日记逾百万字，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1890 年）、梁启超访美《新大陆游记》（1903 年）对近代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
（参考资料：乐秀良《日记悲欢》，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管炳圣《日记宣言》，载《日记情》）
意大利著名左派导演安东尼奥尼[注 1]1972 年拍摄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他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曾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
由于摄制组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关于经过路线，曾经和中国官员讨论了整整三天，最终放弃原先从意大利带来的长达近半年的计划，在短短 22 天之内匆匆赶拍。影片难免带上了旅游者“猎奇”视角的特点。人们从中看到了主人希望世人看到的学校、工厂、幼儿园、和公园，人们整齐有序地做操、跑步、工作， 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天真烂漫，歌声清脆嘹亮。纺织厂女工下班以后仍然不愿离去，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形势。影片最完整的段落之一，是通过针灸麻醉、对一位产妇实施剖腹产手术的全过程，几乎像科教片那样详细周到，从如何将长长的银针插到产妇滚圆的肚皮开始，一直到拽出一个血肉模糊的小生命。在长达 20 分钟的杂技表演中结束了影片。因为有官方的全程“陪同”，使导演的意图无法完全实现，只能采取一些偷拍、追拍、突拍方法捕捉细节和人们的表情。
1973 年 10 月底，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下令查禁该片。影片作为 1974 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活动计划的一部分，被安排在该城的凤凰剧院上映。得知消息后，中国的外交官抗议放映这部影片，意大利政府也尽一切可能制止这部影片放映， 终于被移到另一所影院放映。
被激怒的中共官方称安氏为“反华小丑”，“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持续将近一年时间的批判。其中仅 1974 年 2、3 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 200 页、收录文章 43 篇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4年6 月版）。作者来自全国，很多人是安东尼奥尼拍摄过的地方的干部和群众。连那些没有看过影片的人也随大溜跟着批。
影片被指控全盘否定、抹杀中国建设成就，企图使人相信今天同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没有两样：放着许多现代化大型企业不拍，专拍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零乱镜头；放着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远洋轮不拍，进入他镜头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对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进行了丑化：把他们描绘成愚昧无知，与世隔绝，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不讲卫生，爱吃好喝，浑浑噩噩的人群。甚至还揭安氏老底说，他在二战时就投靠墨索里尼政权，在陆军中任职。曾奉法西斯宣传机关“政治片和战争片摄制处”命令，参与编写吹捧墨索里尼空军的影片《一个航空员的归来》，得到赏识。批判还被延伸到对美苏敌意宣传的批判和对审批拍摄的决策人周恩来的影射指摘。
他为自己辩护说：“电影的名字叫《中国》，其实这不是关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电影，而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在我眼中温馨和感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则不够尊重和革命，或者，也许是，在协助我工作并赞扬了工作结果的那些宽宏大量的人的后面，有一群不会容忍和极其强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纪录片就是一个权力结构内部争权夺利的借口。”[注 2]
[注 1] 安东尼奥尼（1912— ）出生于意大利费拉拉一个富足家庭，1935 年毕业于波伦尼亚大学经贸专业。1940 年去罗马在《电影》杂志做编辑。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
[注 2] 意大利评论家艾柯曾试图概括影片的意图：安东尼奥尼作为“一个特别倾向于深度探究生存问题和强调表现人际关系，而非致力于抽象的辩证法问题和阶级斗争的西方艺术家”，向西方观众“讲述的是这场革命中作为次要矛盾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非展现作为主要矛盾的革命本身”。而意大利著名作家阿尔伯特·莫拉维亚则以惯常的深刻尖锐性直觉到该片的价值：“镜头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巨大国家的此时此刻”，“最终它只是一个供描写的纯粹的事物”，“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视野使导演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日常’和这种‘日常’赋予他印象的新鲜感和直观感。确实，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是一个‘日常的’中国”。
（参考资料：单万里《安东尼奥尼的荣誉与痛苦》，《书城》2002 年第 11 期 ； 卡尔洛·迪卡尔洛《安东尼奥尼的导演生涯》，《中国新闻周刊》2004 年第 45 期
名词。意指一个人在政治运动、职务行为、人际关系中的行为和行为后面隐含的倾向。这一情况是什么样子，应给予怎样的评价，要由群众评议、领导认可。
所谓表现“进步”、“积极”，就是靠拢组织，放弃个人利益、思考、个性，以组织的是非为是非，以领导的意志为意志——政治、思想、行动全面保持一致。它强调的重点是，要让人看见，不管个人或组织，要让你的同事、四邻上下、上级领导看到、看出你是怎样的（而人内心怎么想的既无法探知、测量，也无人感兴趣，所以不重要）。
（基层经验的总结是“认认真真走过场”）糊糊涂涂过日子，也许是阳奉阴违、实用主义地该怎么做（按实际需要）还怎么做（往往要承担政治风险）。或者把上级精神、安排部署行政化，处处听话事事紧跟，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彪式），不管做事效果只管政治上正确。
或者为了表现积极，人们可以不顾事实，睁着眼睛说瞎话，“亩产 3 万斤”就“亩产 3 万斤”[注 1]；昧着良心对同事朋友栽赃陷害，粗声恶言批判斗争， 以表现“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甚至对亲生父母也要断绝关系、揭发批判，“划清界限”；哪怕体力不支，甚至正在生病，也要硬撑着坚持惩罚性劳动，仅仅为了表现“不怕苦不怕累”；记专给别人看的假日记，把自己打扮得十全十美，偶尔记点无关痛痒的小缺点，立即骂个狗血淋头，以表现“严于律己”……
表现还可以成为一个自我否定的词：表现好仍然是表象，仍然可以是暂时的和不稳定的，所以组织上还要继续考验，才能确定是否能够解决发展问题。工作业绩再好，职业道德再无可挑剔，只要没表现出对领导的恭顺，都属不予明言的“表现不好”。考验表现，可以遥遥无期。直到 2000 年代看重政治表现仍然是大陆官场的一种选拔人才、干部的通行标准。[注 2]这是否说明体制存在一贯性联系，似乎需要更多材料和研究才能回答。
[注 1]从这里可以找到某科学家论证亩产万斤的生存论理性根据——不可能拒绝党的需要，你不说“是”总有人说。如此 你的处境就很不妙了。即使是科学也必须符合社会主义集体功业的逻辑。
[注 2]以下是 2000 年代政治态度及表现的考评表格—— 政治态度及表现 50 分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严以律己，积极努力，为人师表，主动做好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有公认的突出表现。 A50 分
能坚持“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 行动上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较为积极努力，能配合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表现较好。 B40 分
（参考资料：侯永《社会主义纪律和个人自由》，《人民日报》1957.11.19； 新华社《学有榜样、赶有目标》，《人民日报》1969.02.20 中共上海国棉十七厂委员会《做好团结、教育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工作》，《人民日报》1972.06.13； 横玉箫《该给“政治表现”减负了》，华商网”-《华商报》2004-03-19）
偏正结构联合词组。意谓不破除旧的，就不能建立新的。在逻辑上，把破除作为建立的必要条件。1960 年代、1970 年代流行语。破，指突破、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立，指建设、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等。毛泽东“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话，成为造反年代被官方社论和红卫兵大字报引用率最高的语录。
在政治哲学上，就成了“兴无灭资”、“破旧立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还有“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的玄学辩护；而在政治现实中，则是“大批判开路”，“打破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大轰大嗡、“破”而不“立”近乎无政府主义的一套，竟然成为堂而皇之的国家政策，造成了毁孔庙、烧文物、禁图书、践人伦亲情、倡文攻武卫的惨祸闹剧。
这种逻辑阙失，在实践中造成的损失不止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领域的有形灾难，而且造成整整一代青年思想方法的结构性桀误。大“革”文化“命”，把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都列入“封资修”“四旧”予以革除，割断历史的血脉、脐带，在文艺、教育等领域断言“黑线专政”、“两个估计”，全面否定建国 17年的建设。造成了一代人的价值认同、精神生活陷入虚无主义的全面混乱，更造成了知识、人才的深层断裂。
所谓“立”，诸如“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厂校挂钩”、“校办工厂”、“中西医结合”……完全是沙上建塔，没有现实根据、科学逻辑，虽然轰轰烈烈于一时，到头来却被悉数抛弃（是否确当尚容别论），成了笑柄。
2000 年代此语被新儒家（传统文化派）引为攻击五四“全盘西化”的论据， 认为文革是五四文化、狂飙精神的必然发展。有学者指出，文革进程没有沿毛泽东设计道路展开和延伸的事实，证明了社会革命后果的不可预测性、无法制社会的危险性，以及象中国这样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民族实现变革的复杂性。而存旧出新，使新旧文化处于自由竟争状态，让自由竞争、自然淘汰决定取舍废存的建设因素或许更多。也被职业股评家引用来为低迷的股市打气：“破”（跌破多少点）是“立”（股市上扬）的前奏。思想资源上完全移用了当年不破不立的逻辑，并带有广告式的蛊惑、矫情。
（参考资料：王任重《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人民日报》1966 年4月7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 16 日）》，《红旗》1967 年第 7 期；bigox《试论中华新文化复兴》，“月光软件”“思想之剑” ）
（1921— ）曾被称为“国际反修战士”、“美国特务”。
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原名 SidneyRittenberg。1939 年曾加入美国共产党。1940 年应征入伍并按规定脱党。被安排到斯坦福大学去学习中文。
1945 年夏天随美军到达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被分配在美军赔偿损失部处理民间事务。有机会接触社会不同阶层，渐渐看出国民党当局的腐败。经《新华日报》报童介绍认识一位中共党员。曾利用美军身份多次帮助上了“黑名单”的地下工作者脱离险境。同年宋庆龄介绍其到联合国救济总署任职，负责把粮食送往受灾地区。从此脱离美军。
1946 年春，在中原解放区首府宣化店秘告中共国民党军队将对其发动进攻。后在张家口、涉县协助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从事从事英语广播稿的编辑和播音工作；到延安担任新华总社英语专家。曾协助斯特朗把文件、资料译成英文，两人合作撰写、著述。并经特批成为当时唯一的美裔共产党员。
1949年1 月被指控“接受美帝国主义指示，破坏中国革命”，囚禁至 1955年 4 月方获释放。到中央广播事业局任职。1956 年 2 月在春节与同单位总编室的王玉琳结婚。曾参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翻译、定稿工作。
1966 年文革初期，他贴出大字报，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表示要和“造反派”们并肩战斗。于是他成了广播局的风云人物。10 月 1 日国庆节得到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得到毛泽东接见，并合影。毛泽东在他的“红宝书”上签了名。李敦白回到机关后，人们一个个地和他握手。许多学校、机关、广场的“造反派” 集会，都请他去发表演说，排着队请他在“红宝书”上签名。成了“白求恩—— 延安造反团”的头头，这个外国专家造反组织在 1967 年夏天时已有 70 余名成员， 倾向于支持当时北京“红三司”等最激烈的造反派系。但他亲眼目睹许多老朋友、老领导都被批判、斗争，甚至受到粗暴、野蛮的虐待，不得不陷入迷惑之中。同年 2 月广播局造反派夺权，公推他参加“革委会”（ “三人小组”）领导工作。4月8 日，《人民日报》发表他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4 月 10 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批斗王光美的大会上，他代表外国造反派发言。
1967年8 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广播局，宣布解散“三人小组”，建立新的领导机构。广播局实行军管以后，他和夫人的工作证都被收走，并且加以软禁。1968 年 2 月 21 日以“美国特务”罪名被送到关押重要犯人的秦城监狱。1977年 11 月，经过 9 年 8 个月监禁被释放出狱。公安部为其平反，夫人和子女也解除了隔离。
1980 年 3 月偕夫人回到美国。靠夫人织毛衣出售，教授中文和中国菜的烹调，他到学校教课，勉强维持生活。不久三女一子也先后移居美国。
曾应邀帮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到中国拍电影。回国以后他在该台的《星期天60 分钟》节目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1990 年代不少美国公司（如英特尔、戴尔等电脑公司和保诚人寿、拍立得等企业）纷纷找他咨询或者当顾问，开展中美贸易。定期为提供商业情报的《策略新闻周刊》（Strategic News Service）撰写有关中国的专栏。成立“李敦白有限公司”从事中美商务咨询业务，获得巨大成功。在华盛顿州郊外法克斯岛，购置了占地 1.2 万平方米的豪华别墅。
1993 年出版描述其 35 年漫长中国之旅的自传《我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TheManWhoStayedBehind》，女记者班奈特执笔）。[注]
[注] 回忆起文革时的孟浪，他说“在那些如醉如痴好似被催眠的日子里， 我们都做了一些奇怪、有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日后我常想，我们怎么会那么得意忘形?” “我们不知道民主更要小心翼翼的保护少数派说话的权利，没有对立面自己就要疯狂迟早要走向完蛋。”对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比较，他说，“与周在一起时，我觉得他是朋友，也是同志；与毛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似乎就坐在历史的旁边。”
（参考资料：杨兆麟《我和“洋特务”李敦白》，《炎黄春秋》2005 年第 6 期；郑光路《老外也造反敢写大字报》，“新浪”“文化生活” 2004年6月 22日 ；《传奇人物——最了解中国的老外》，《讲义杂志》2005年1月 24 日，“全球华文行销知识库 ” ）
1966 年 11 月 10 日北上告状的 1000 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安亭[注 1]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 14 次特快列车，造成京沪线中断 20 小时（官方版本是 30 小时）的事件。
11 月 9 日上海国棉 17 厂（王洪文）、30 厂（王秀珍）、31 厂（黄金海）、上海良工阀门厂（陈阿大）、上海玻璃机械厂（潘国平）、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叶昌明）等 17 家工厂造反组织组成的“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会前他们曾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其组织、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提供宣传工具，得到按中共中央文件规定做出的“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三不”答复。
中共华东局韩哲一书记、上海副市长李干成 11 日到安亭劝说前 14 次特快被放行。同时陈伯达发来电报：“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赴京队员的单位领导亦领命分别动员员工返沪。张春桥受命 11 日深夜乘专机抵沪，到安亭与“工总司”负责人接触密谈，允诺回上海解决他们提出的各项要求。12 日下午大部分造反队员回沪。另一部分则先后在谢鹏飞（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周宝林（上海市仪表局）、耿金章（上海井冈山造纸厂）、戴祖祥等率领下继续北上。
13 日上午张春桥与工总司会谈前的上海市委常委会再次重申“三不”决定。意欲借助工人力量打倒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张春桥，当天下午即在工总司“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其工作提供各方面条件”的五项条件上签字。并被印成《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传单全市散发。契合毛泽东除了文化教育、党政机关，工矿企业也要开展文革，而且红卫兵运动的消极面开始显露，需要工人主力军推动革命造反继续发展的想法。18 日尚在苏州、南京的所有告状团人员全部撤回。
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获悉消息后迅速同意了这一处理意见。16 日[注 2] 毛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工矿企业不能组织跨行业群众组织的禁令由此废除，学生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合流，释放更大灾难的潘多拉魔盒再次打开。
随后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相继发生。这一事件成了全面炮打上海市委，导致后来轰动全国的所谓夺权的“一月革命”的导火索。
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常溪萍等被打倒、迫害，常溪萍甚至自杀而亡。上海工总司制作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套章（全套 3 枚），第 1 枚章围绕“安亭事件”把“一月革命”前的造反内容融入其中。
[注 1] 上海西北郊 30 公里嘉定县境内与昆山、青浦交界地方京沪线上一个小站。1990 年代已建成汽车城。
[注 2] 多主 16 日说。唯《毛泽东传（1949—1976）》说是 14 日。应该有独立材料。
（参考资料：《陈丕显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上海工总司和赤卫队 1966 年底在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注 1]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武斗。1966 年 12 月 28 日，上海工人“赤卫队”（ 号称有 80 万人之众）派了约 2 万多人涌进位于康平路、余庆路口的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大院“爱棠”大院，要求市长曹荻秋接见，并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等八项条件。大批“赤卫队”队员高呼“打倒曹老头”，涌向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所在地，到晚上仍聚集有 1 万多人，康平路被挤得水泄不通。
张春桥认定赤卫队接过“打倒曹荻秋”的口号是假，要把夺权的果实抢到手以达到保住旧市委的目的是真。急调在京的耿金章返沪。“工总司”、“机联站” 等 20 多个造反组织在衡山饭店连夜开会，成立“联合指挥部”，并调集造反队员十几万人 29 日包围康平路。赤卫队无法撤离。“爱棠”大院周围和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喊“‘赤卫队’是老保，大方向错了”、“‘赤卫队’不投降就叫它灭亡”……不断广播“‘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和张春桥家”的传言，制造紧张气氛。 [注 2] 晚上 10 时许，荣昌路(今德昌路)和康平路大院门口不时发生小规模扭打。
30 日凌晨 2 时左右，手持木棍、皮带等器具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冲进“爱棠”大院内，见到佩戴“赤卫队”臂章的就拳打脚踢。到早晨 6 点钟，在张春桥、王洪文的幕后策划和耿金章现场指挥下，“赤卫队”被抓 300 多人，重伤当场送华东医院、华山医院、中山医院等医院有 100 人左右。2 万多人排成单行、分成六路被驱赶出康平路，收缴袖章有几大堆。
这是文革时期的上海也是全国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注 3]上海市委被彻底冲垮了。经此一役，赤卫队士气涣散，一蹶不振。数万赤卫队员北上赴京告状， “工总司”派去阻拦的人与他们 12 月 31 日下午在昆山县桥镇相遇。“工总司”强令赤卫队解散，后者不予理睬。于是双方发生冲突，打伤赤卫队员多人， 再次造成流血事件。并殃及沪宁铁路部分列车行驶中断。以“破坏生产”、“破坏交通”为名，赤卫队的市、区负责人 240 多被抓，作为一个组织从此土崩瓦解。为张春桥的一月夺权造成了有利的力量对比和政治态势。
后来“赤卫队”负责人王玉玺、潘月法、金瑞章、李诗音四人因此被当时的法院判刑。1978 年 12 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复查，撤销原判决，给予平反。
[注 1] 旧名麦尼尼路，位于上海市西南角，是上海市委机关所在地。这儿的 100 弄里住着上海党政首脑。
[注 2] 张春桥夫人李文静说：“有几个赤卫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后来看到是住家，家中有老小，很快就退出去了……”柯庆施夫人于文兰说：“有人敲门进屋，但进屋一看到柯老的遗像就退出去了，以后也没有再来。”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曾写《造谣派破产》的传单：“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陈丕显回忆录》P113)
[注 3]文革研究者何蜀认为，重庆“12.4 事件”作为大规模武斗事件并导致重庆市委瘫痪早于康平路事件。但其影响的广泛性显然不如后者。
（参考资料：《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叶永烈《王洪文兴衰录》，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范卫平《解密：张春桥阴谋策划“康平路 事 件 ” 震 惊 全 国 》 ， 《 新 闻 午 报 》 2005 年 3 月 4 日http://cn.news.yahoo.com/050510/346/2bp32.html）
原本指工、商、医、戏曲等行业中秉有技艺并传授技艺的人。师徒间恩义相授的准人身依附关系，带有轻微行帮色彩。文革中 1970 年代该词外延被泛化、扩大到适用于所有人的一般性尊称。
毛泽东有“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的论述，斗批改阶段有工宣队进入上层建筑、文化科教单位的措施，日常工作里从不与工人交往的知识份子，开始接受工人师傅的行政指令。甚至把工人请上讲台讲授一般性工业、工艺常识，将其称之为“工人阶级上讲台”“占领上层建筑”的新生事物。与中共历来看重工人阶级的阶级路线传统一脉相承，其时流行的阶级观，工人被视为最纯粹、最正宗的无产阶级，革命性最强、最彻底，因此，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成为最受人尊重的职业、社会人群；无论其工龄长短、出徒与否，都须称之以“师傅”。
所有宣传画造型群体中占据核心位置的第一主角都是工人（身着工装，英俊、豪迈、激情洋溢）。连他们因受教育程度低、长期从事简单劳动带来的固有行为特征，也被一味美化为认真、忠厚、真诚、豪爽、淳朴。在发展党员、提干、升学，贯彻阶级路线成为组织原则，出身工人或本人是工人，都会得到看重、优待。连类相及，择偶时工人身份都被人高看一眼。[注 1]以至于 2000 年代的随笔作者纵论美女的时代归宿，还酸溜溜地把文革美女派给了“工人师傅”。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形成了无论对方是何身份、职业、年龄、性别、亲疏， 不管他是老教授、正格的军人（于是有不伦不类的“解放军师傅”），还是妙龄少女，只要有求于人，或仅仅意欲表示对对方的敬意、好感，就以“师傅”相称的风气。那时和素不相识者打招呼，拿不准该怎样称呼为好，叫声“师傅”准没错（自居“徒弟”卑位）。所谓礼多人不怪嘛。久而久之，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尊贵”也会不自觉地带出一星半点的矜持、威严来。
传统习惯上出于对职业、技艺的尊重，在“师傅”前面要加一个“大”字； 文革时单称“师傅”，其实更多是对人身份、权力的阿谀了。风气相沿，到了 1990 年代，国有企业普遍效益低下，工人经济、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反差过大，造成了他们强烈的失落感。以致有民谣把这种情绪作了事出有因的过火宣泄：“老大（工人）靠了边，老二（农民）分了田，老九（知识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指个体户）找大钱。”毕竟，以多年高积累、低分配的工资收入，在 1990 年代以来破产、下岗的夹攻下，受到社会保障不足，医疗、养老、住房制度一系列改革冲击，他们收获的实惠少而付出的代价多。边缘化到了被称为“弱势群体”的地步，与执政党阶级主体的意识形态虚设地位形成吊诡。难免给人物是人非、风水轮流转的感慨。不明就里，再胡乱叫人“师傅”就可能遭人白眼。[注 2]
[注 1]1990 年代初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渴望》，讲的就是一个文革时期工人姑娘（师傅）嫁给知识分子小伙子（徒弟），中间穿插了一个弃婴（丈夫的侄女）的悲欢离合故事。可以视为一部非常时期的两性关系（含性心理）史，还有一些尚未被人解读过的内容。
[注 2] 某人问路于一戴眼镜老叟，怕喊“同志”惹人烦就叫了“师傅”，老叟瞅瞅问者没有应声。问者以为对方耳背再次赔笑问道，不料他说：“你看我长得像师傅吗？”问者忙改口叫“教授”。那“教授”这才露出笑容。
（参考资料：李晓敏《今天，美女都嫁给了谁？》，《南方航空报》2004-11-30； 吴永亮《“称呼”你叫啥？》，《东方烟草报社》204 期：2005-8-26）
作为榜样的典型走出去传授经验。与作为学习者上门求艺、探宝的“取经” 相对。有省市地区、系统行政领导组织、安排的和一对一邀请两种情况。
这与中共为了在幅员辽阔的国家实行高度集权的一元化统治，使中央的意志、政策，通过“抓典型”、“树样板”、“以点带面”层层贯彻下去有关。大凡要抓一项工作、展开一个什么运动，总要在当地寻找典型，派工作班子（由书记带队）“蹲点”，抓住不放，形成关于运动的目标、对象、发展阶段、措施、验收……等一整套比较规范的政策规定和实施细则。推广时也要先在当地找若干个点（单位、地区）试点，把上级的政策规定、普遍经验具体化，以适应当地的实际。以便就近学习。这被“抓”出的典型、树起的样板，到需要指导的地方，介绍经验、示范工作，就叫“传经送宝”。
这一方面是为了落实中央精神不走样，在各方面条件悬殊很大的不同地区， 要针对实际情况变通执行，试点抓典型，就是为了保证严格掌握一个统一的尺度。另一方面，由于中央的方针政策带有全局性，与普遍性相适应表达上必然有一定程度的概括抽象；而中共干部队伍文化水平不高，易于接受直观的样板，方便执行者参照实施，“依样葫芦画瓢”。
一般说来，“取经”多于“传经送宝”。原因在于，取经是一对多，传经送宝是一对一。对样板、典型而言，取经的效率要比传经送宝高。但传经送宝者只需安心传授经验，接受学习者的款待、欢呼，就不象接受取经那样，还得替上门取经者张罗吃、住等接待工作，赔本赚吆喝了（先进典型的已成规模的高额招待费也有财政拨款托底）。
在先进典型资源相对稀缺情况下，虽说官方意识形态要求受邀方（政治荣誉的享有者）有义务传授革命真经，受邀方应付、接待都应接不暇、左支右绌，能够答应邀请方上门是很给面子的（或者是双方有交情，或者是上级交办不得不应承，或者是得买居间的朋友的面子）——因为受邀方的名气已经足够大，不需要人抬轿子了。况且传经送宝是纯粹义务性质，分文不收讲课费。从习惯上说，比起传经送宝，坐等上门的主家面子更足、更大，机会成本也较小，所以传经送宝的话语本身就含有纡尊俯就、无私奉献的意思。
后来这个具有工作方法的特殊涵义的术语，演变、泛化成了一般的客套话， 用于主人（单位）接待客人时委婉地恭维对方——说是受累的主人得到了客人给予的无法匹配、报答不了的恩惠。类似“蓬荜增辉”。说者和听者都心里有数， 不一定真的就是传经送宝。
2000 年代仍有人把它作为“传授经验”的代词，不过其固有的政治色彩已经稀薄到若有若无。只有过来人才知道它的出处，听着会心一笑。
（参考资料：本报通讯员《三次取经》，《人民日报》1972.01.05；龚修文《文革浩劫 指鹿为马》，“鹤岗视窗” http://www.hg0468.com/dajiawenjiH17.htm）
与号召相联系的固定句式：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教育（扫盲）、大办钢铁、大办交通、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办民兵师、大办猪场、大办小型水电站、大办粘胶纤维生产、大办劳改队、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办五七干校、大办农场、大办水利、大办“开放式”统计……大办就是搞全民动员的群众运动。
大办，一则是中心工作的下达、贯彻，典型经验的推广、普及，不管具体条件如何，只要是上级精神（从中央到省、市、县、区）、定下来的事，就无条件落实照办，要有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在大办的普遍号召面前不能讲价钱，没有例外，比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不能强调莫违农时，本地情况特殊论；二则是领导（书记）挂帅，组织保证，所有工作都要为中心工作让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钱给钱，协调指挥，释疑解难，务求落实；三则是大张旗鼓， 声势浩大，雷厉风行，从部署落实到检查验收，从标语口号到誓师大会，从全民动员到青年突击队，大兵团会战十八般武艺轮番搬用，不讲情面，不留死角，环环相扣，高潮迭起。
大办的号召不是指导性的，允许因地制宜、量体裁衣，而是以行政命令为根据的。它的外部形式是运动，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程序做保证，有一套与之相配套的观念软件、文化帮助完成它的结构，牵引它的运转。
比如，考核官员时，通常不看大办的效果（当时没有、也不讲投入产出的效益分析，没有、也不讲质量管理——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而看落实的坚决程度，就滋长了照转照发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少数有良知的官员，悄悄用走过场的官样文章应付上级，虽然明知效果堪忧，还是一丝不苟地虚张声势，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为惯性。锣声大雨点小，只损失机会成本（消极对抗）；更多官员不顾客观条件、坚决的大办（如大炼钢铁、围湖造田），就会造成灾难性的损失（积极迎合）。不管造成多大损失，只要能保住纱帽、升官晋爵就成。
在农村的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这些无视经济规律的“平调”实际上都对农民的剥夺，使农民惊恐和不满，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生产力和环境的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
哪怕有丝毫怀疑，也是右倾机会主义。如果不想轻则挨组织批判，重则换将上马照样干；就聪明点，照方抓药。因为“大办”任务，不光有安排，还有经常性反复检查落实，很难有侥幸逃脱的漏网之鱼。反正以组织为后盾的社会动员模式，有无限的资源可以调度、透支，无须考虑追究责任问题。因为组织从来不会否定自己。
文革带来的新变化是，“大办”的频率更高，[注]依赖“大办”的事项也更多；对迟疑不决者的处罚、打击，更迅速、更坚决，定的调子更高——直接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党外斗争、国际帝修反代言人什么的挂上钩。从批判、批斗到罢官、牛棚监禁，斩断罚决，雷厉风行。不容申诉，决不重审复议。连接受投诉的机构都没有。倾向于顺应自保的人更多。
[注] 从“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提供的数据看，1966——1976 年该词出现的概率 3.36%，是平均数 1.75%的将近一倍。而真正高潮 1966、67、68 年的急风暴雨期党政机构近于瘫痪状况，该词出现率实际未达平均数，也即是说，文革中后期的该词出现率超出平均数不止一倍。
（参考资料：新华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社会主义工业 参加新疆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的各族工人和干部深入批判<条例>》，《人民日报》1976 年 9月 10 日；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动词。文革以前的社会史里也曾有使用，其释义为“指认着人告密”。多与黑帮、秘密社会的倾轧、复仇有关。含贬义。
文革中指向某派群众组织告密，指认对立一派群众组织的头目、骨干或一般成员。主要发生在武斗的高峰期。点水人与被点水人之间多有私人嫌隙；但也有个别被派性观点冲昏头脑的普通知情人无私揭发，或至亲者大义灭亲的。
与揭发的含义有近似处，但揭发的受理方一般指是单位行政领导，点水的受理方则特定是群众组织。前者的处理方式大致规范而可以预期，后者的处理方式则因不合常理、无法预期，具有更浓的恐怖色彩。点水还有一点与揭发不同：揭发的内容是被揭发者的言行，对被揭发者的处理往往要视受理者的判断、需要、安排而定。点水提供的仅仅是被点水人的行踪，点水者知道被点水者与受理者处于战时的敌对关系，因此他能够估计后续事件发生的大致方向，其预期是恶性故意的。揭发者的利益在于赢得政治积极的评语而占据有利地位，点水者不可能获得实际利益，其动机除了被派性蒙蔽的狂热外（提供情报真实），就是泄愤、借刀杀人（提供情报可能虚假）。
点水的直接后果，可能导致被点水人遭到抓捕、羁押、殴打，极少数人甚至就因此致残、致死。羁押地点为群众组织的武斗据点。是一种法外施法的非法行为。抓捕、羁押的目的有：对对立一派群众组织的对等报复措施，用作交换己方人员的人质；或，被点水人是对立一派群众组织的重要知情人员，通过羁押和非法审讯获取情报，并从心理上打击对方。因此，它带有某种军事谋略色彩，希望借此取得力量对比上有利于己方的变化，是武斗的准战争性质的一种反映、折射。而武斗的准战争性质本身，决定了对抗的极端性——非常规、非理性，甚至轻视生命、虐杀生命，成为战争铁血理性的组成部分。
据重庆红卫兵墓园 101 号墓鲍积贞之女 1992 年 4月5 日回忆，她父亲抗战内迁厂的八级技工，并未参加派性组织（是否有观点？回忆中未提及），却被点水抓走并毒打致死（是否不承认参加派性组织，被认作不老实而加倍拷打？）。家人当即投诉到派出所，点水主谋者被逮捕、判刑。[注]
[注]死者居住地为一派群众组织的占领区，公检法还能勉强维持运转，红卫兵也配合执法。所以点水者（可能涉及诬告情节）受到了惩罚。反映了非常时期司法状况的一个侧影。埋在红卫兵墓地，是否红卫兵组织的一种赔偿措施？不得而知。
[附：点水故事
1966 年 7 月初，雍某（中学生）文革时曾在派性组织宣传队里吹笙，住在市中心闹市区一武斗据点里。事发前同宣传队已有人被对方抓去，旋即放归女生， 留下男俘。当日雍等四人同行意欲探望未曾露面的同队成员是否被抓（到其家打听消息），同行两人系当地一武斗名头很响的组织成员。途径对方武斗据点附近地带，被人点水、指证（主要针对有武斗盛名组织成员），给对立派别钳形围捕抓了三人，关在武斗据点。落在后面一人逃脱、报信。
被扣上携带炸药，欲行爆炸机关重地（主管外贸的机关所在地）的罪名。用黑纱蒙面拘至大楼径深地下室，暴打。头、腰、膝均有伤痕，但止于浅表。虽落下创疤，未及要害。事毕，让相邻医院护士草草处理伤口。取下蒙面黑纱，不少人认出雍（擅吹笙，两派宣传队演出他都曾莅临帮忙、游戏，故识者众）。于是得到比较善意的对待。当得知同派战败逃亡避难者至，看守忙将他们妥善藏匿， 以防逃亡者在情绪化冲动下迁怒于他们。同押三人均对表现出同情热心的女看守心生感激爱怜。
羁押方手下人枪毙俘虏的呼声很高。羁押方头目林德文兄弟被对立派打死， 但他本人还算是有头脑的冷静者，没有同意手下人枪毙俘虏的过激要求。雍养父是本地港口与羁押方同派观点组织成员，得讯后即吁请组织出面向羁押方说项， 交涉放人。但雍感于义气不愿独脱拘禁。
雍母（小学教员）得知情况后，天天跑到关押地点，探视儿子，并向据点执事陈情，辩称其子仅宣传娱乐不及武斗，哀诉求告央及释放，以至泣下。几次路遇对岸枪炮射击，机警躲避幸免。其弟亦常伴母随行。联络同被羁押者父母亲属探望、吁求。拘禁中三人被责令写声明反正自新的悔过书。历十余日乃释。
文革后期，有关方面调查羁押方负责人的武斗罪行，找到雍等三人。三人都提供了对被审查者有利的证词。]
（参考资料：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老 Y_73947《写给天国里的父亲》，“原文化城” 20=405-03-29 ）
名词。1980 年代以后也写作“成分”。家庭成分的省称。指由个人的早期经历、职业和家庭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社会身份、阶级类属。它在个人履历表里虽只占据普通一格，对人生命运的意义却举足轻重。[注 1]
在阶级斗争学说指导下，处理升学、入伍、提干、入党、运动中的左中右排队等人事和运动的现实政治问题时，都要实行阶级路线政策。家庭成分作为阶级路线的直接反映，是划线排队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因素（虽非充分条件，却是无之必不可的必要条件）。
劳动人民（工农）、革干家庭出身的人因为血统纯正，被认定阶级—政治立场坚定、革命性强，所以能享受种种照顾、优惠，而非劳动人民甚至敌对阶级出身的人则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这样的安排规则，有党的干部政策、国家人事制度作保证。[注 2]尤其是参军、选拔参与核工业等研究，或从事保密程度高的职业， 对成分的政审要求（甚至波及到对象、配偶），就更严格。
此时红五类的父母和子女就会为自己的出身感到骄傲、优越。黑五类的父母和子女就会为自己的出身感到屈辱，无论其智商、努力怎样优于同龄人都得不到平等对待，不但名牌学校、连一般大学也上不了；分配工作也是往边远地区发配。仿佛他们天生便是贱民。就业单位的好坏（按福利厚薄、社会声望高低排序）也有意无意地与成分的等级层次相关。建国以来的组织人事部门都是遵循同样的原则。只是文革前还偶尔讲个“重在表现”，到文革就严格控制在很小的百分比范围内，更加趋于绝对化、一刀切，极少漏网之鱼了。连在农村代课、做文书这种利益小、临时性的工作也干不长。
那时，家庭成分好的，出了事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是人民内部就可以从宽；家庭成分不好的，哪怕只应列入仍属于人民范围的小资产阶级（如教师、职员、医生或小商人等），也会变得大大的不妙；家庭成分坏的（如地、富、反、坏、右、资），更加小事亦可放大、大事就成灭顶之灾，因为是事先就有一个敌我矛盾的分际在那里。在政治运动中上纲上线很容易——把父母的账都算到子女身上了。最可恶的是，连好事也往往会变成坏事，如成绩好、业务强， 就成“白专”要挨批判了。家庭成分成了人间等级秩序的阴阳界关隘。
所以，填履历表的笔格外沉重。填家庭成分时，人们往往就下意识地往红色、纯正的职业、成分上靠。能挪一寸是一寸、能挪一分是一分。笔者家庭出身本来是职员，但一段时间里传说可以算是邮电工人，就什么表的成分栏都填“邮电工人”了。只是真正敢于蓄意、大跨度瞒报的并不多，因为一旦被发现（概率太大） 后果就很严重。
这种因为成分悬殊而俯就的婚姻，文革后由于家庭成分的政治权重变轻、淡化，平衡被打破和改变颠倒了过来，有一部分家庭解了体。
[注 1]阶级成分、家庭出身的政治含义，1949 年以来多有变化，尺度有宽有严。成分的认定，原则上应按土改或土改复查和民主改革时期定的为准，实际操作一般是以当事者及家庭 1949 年前三年时的阶级—经济状况为准。填写方法，以 1979年6月 30 日为时间界限：以前是文革前比较严厉的认定办法，父亲的成分就是儿子的家庭出身。此一时间后，按新的宽松办法办——一风吹，都是劳动人民（干部或工人、农民）；“采取写实的办法”，按经组织审查改变的情况填写。但直系亲属有无“杀关管”仍然工作的适应范围有限制作用。
[注 2] 成分作祟由来已久：在晋绥党校，“竟召开‘搬石头’的会，会上指定一部分座位，挂着‘王八蛋席’的牌子，凡是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的干部，让他们坐到‘王八蛋席’上去。”（《杨尚昆回忆录》页 250，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
（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政治部《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把部队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人民日报》1967年5月 10 日；张振录、胡志刚《把暗藏的敌人统统揪出来》，《人民日报》1968年8月4 日）
亦称“坐土飞机”。文革初期（1966 年夏至 1967 年春）盛行的武斗方式之一。中后期虽未绝迹，但已不常见。[注]
在批斗会上，强制性地按扭住被批斗者的头、颈、背部，使其上肢和下肢呈90 度，乃至更甚；把被批斗者的两只胳膊向后上方或向侧伸直，如同喷气式飞机翘起的两个翅膀似的。头部向地，臀部高撅；同时在胸前还给挂上黑牌。时间长了，颈脖勒出血痕，腰酸背痛，血脉不畅，四肢僵直。以红卫兵串联为媒介， 从北京向外地流传，传播速度奇快。
这是一种羞辱人、剥夺人的基本尊严的体罚方式。从姿势上看有点象鞠躬， 但这当然不是主动向人表示敬意的弯腰礼，而是将通常强迫犯人低头认罪以示惩戒（依中国传统看，犯人不是人，无所谓人格的，怎么羞辱都可以）的示威手段， 施之于被批斗者。对被批斗的无罪者和看重面子的传统人格型（“士可杀不可辱”）中国人来说，是体罚（肉体酷刑）和精神摧残的双重折磨。精神摧残的摧毁力更甚于体罚。身心俱疲，常常容易让人在恍惚中把肉体的苦难与精神的罪恶联系起来，强使被批斗者将有罪感内化。
仅仅这一武斗形式的命名本身，就含有化罪恶为有趣的残忍心态，冷漠虚无的价值取向。它是批斗者的青春冲动、顽（劣）童心态，与否定、取消人道、人权的阶级斗争哲学、政治合谋的结果。据有的过来人事后说，“坐飞机”时心中默念、背诵点什么，或运用气功之类入定心法，会减轻所受的煎熬。这里既有转移的心理机制起作用，运用了自我防护的有效技术，又有以拒斥苦难来认同苦难的阿 Q 式精神胜利法的自我麻醉。更为可怕的是，在革命的名义下，施受双方都无人对这一武斗形式的正当性提出置疑，而是普遍认同。观看者的兴奋，加倍助长了施与者的暴虐。
廖沫沙曾有七绝《嘲吴晗并自嘲》（亦有题为《斗风骚》者）志其事：“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斯文扫地，苦中作乐，叹看客之懵然，悲人生之荒诞，哀莫大于心死，百味并作。
在描写文革的小说、回忆录中，对这一武斗形式记载最多，因此在人们的苦难记忆里它就成了暴力、酷刑和非人摧残的象征，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代名词。而实际上，暴力、非人待遇的表现形式还很多，如剃阴阳头、戴高帽子、游街、请罪等；其它表现形式造成的精神摧残，较之坐土飞机，也毫不逊色。
[注]网友老拖提供材料说，喷气式源于延安整风。其时并有点天灯、活埋、凌迟、炮烙、铡刀等酷刑，最残忍者是某参议员被用铁丝穿鼻子，令其儿子牵着在街上游街。不见出处，亦未查证，无法确认，谨以风闻记于此。
（参考资料：金鉴《喷气式批斗——那个荒唐年代的创造》，《南方都市报》2005 年 5 月 23 日 http://cul.sina.com.cn/y/2005-05-23/1109127948.html；廖沫沙《瓮中杂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斗争、批判、改革的简称。毛泽东在文革早期对文革理想目标的初步设计， 即对文革应解决的问题和步骤的整体概括。为了强调文革是一有目的、有计划的、理性的政治运动，而拼凑的草图式工程说明，带有想当然的机会主义色彩。1966 年7月 29 日周恩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革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经典表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所说的：“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其后，斗批改的内容又不断有变化。1967 年曾一度想以斗批改作为促进两派联合的手段。1968 年 9 月全国各省市建立革委会后，又宣布进入了“斗批改” 阶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9 月 7 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六厂二校”经验作为“斗批改”的样板。后来被九大正式规定为工作任务、目标。
毛泽东的设想是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结束文革。但因为基本方针仍是阶级斗争，工、农、商、学基层单位都要建立政权性质的革委会，没有以社会和解整合合法性的建设性权力结构，助长了权力的倾轧、纠缠、滥用；清理阶级队伍延续派性纷争和动荡，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整党建党让部分造反派、打砸抢分子涌入党内；批判封资修不知所云，继续割裂文化的内在关联；改革，如革命样板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工农兵上讲台、“七二一大学”、赤脚医生……以“五七指示”为蓝本的民粹主义自发崇拜、浪漫空想成为制订政策的依据，政治秩序、社会生活仍然混乱不堪，新生事物成了闹剧。
林彪集团的倾覆造成新一轮权力更替，斗批改被中断、打乱，进入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斗批改就销声匿迹了。以后的整顿企图恢复秩序，初见成效， 又不符合毛泽东发动文革初衷，主事者邓小平面临又一次被打倒。文革就像脱了缰的野马，漫无目的地狂奔。仍然是运动不断：以各式“斗”、“批”为动力的政治运动，有效冲决、破坏了既定秩序（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的），没有 “改”的内在合理性，建设新世界；为了解决未了的旧矛盾展开的新运动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循环往复。没有以效率合理性为先导的整体目标设计，造成翻烧饼式的来回折腾和资源的盲目浪费。
（参考资料：金春明等《“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 1989 年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人民日报》1967 年10 月 1 日）
1968 年秋“复课闹革命”以后，由于“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白专道路”等受到猛烈批判，大中学生毕业纷纷上山下乡，学校教学秩序仍然混乱，且以政治（毛泽东思想课）为主课，基础知识被大大削弱，社会上出现在校生不愿上学认真读书的思潮。
比较典型的想法是，即使大学毕业也要三个面向[注 1]，留不了大城市；既然要插队落户，当农民捏锄把，能写写算算就行了。读书还有啥用场，反倒落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的骂名。而且无论来了什么样的运动，总要担着一分心──因为以往的“右派”、“反动学术权威”，都与被认定先天缺乏革命性的知识分子（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挂着钩。
“开门办学”、“厂校挂钩”的教改，任大量政治学习、大批判、军训、学工学农冲击规范知识学习；课程设置也加重政治课、削减专业课比例安排，[注 2] 忽视基础性教育而片面强调实用性，把物理、化学合并为“工业基础知识课”（简称“工基”）；用毛泽东著作、大批判文章代替政治、语文、历史教材，用简单化的实用知识代替细密、科学分类和体系，由教师、学生、工军宣队和领导组成的“三结合”班子编写教材；让大批判贯穿教学，实行师生互教、工农兵上讲台， 用实际操作、开卷考试代替规范考试；大学学制减到二到三年，中小学合并为四四制（8 年）……教育内容稀薄、残缺，令学生了无学习兴趣，也客观助长了读书无用论的盛行。
直到 1977 年恢复高考，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为“教育黑线”平反，恢复技术职称的评定……时代主题变化，社会时尚转向，这一思潮自然销声匿迹。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又使得年轻学生近视率持续上升、体质下降。
1990 年代以来，在经济大潮冲击下，金钱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这种思潮重又悄然泛起。2000 年代前后在教育费用猛涨（10 年涨了 20 倍）、就业低潮的双重压力下，大学毕业不包分配、自谋职业，使得贫困群体（尤其是农村） 负债读书、还债无望，初中生流失、辍学现象严重，使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任务空前严峻。“知识改变命运”成为侈谈和对权力、财富的虚骄辩护。
有人评论说，1960、1970 年代是政治权力扼杀教育，2000 年代则是教育产业化和多数人群被边缘化造成的经济困境扼杀教育、社会公正和国家发展的未来。
[注 1]当时教育革命和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指导方针：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到 2000 年代就变成了自主择业的面向城市、面向东部、面向高薪（公务员、官办垄断行业、外企）。
[注 2]极端的达到：政治课由总学时的 17.14%（已经多得不正常了）增加到58.3%，专业课由 65.22%削减到 24.1%。生产劳动课每年安排 8 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年版）
（参考资料：王为民、李益群 《“读书无用”吗？——驳“读书做官论”的一种翻版》，《红旗》杂志 1969 年第 3 期第 4 期合刊；吴湘韩等《“读书无用论” 在贫困乡村抬头》，《中国青年报》2001年2月 26 日；郑谦《被“革命”的教育》，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版）
居住在大陆的中国公民与大陆以外（主要指在欧美、台湾、香港）的人具有的亲戚、朋友关系。有海外关系的人，被认为社会历史背景复杂，普遍有通敌嫌疑，具有不被信任、不宜使用的政治条件。
这与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阶级分析世界图式有关──全球地缘政治的敌我阵营分为：敌──帝修反；我、友──亚非拉（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格局中，国际上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时刻准备包括以武力对抗、和平演变及阴谋渗透在内的各种方式，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因此一切与西方（欧美）、台港有关的事物（如，“美国之音”、BBC）都包藏着祸心、阴谋。有“海外关系”的人被指为“反动的社会基础”。陈伯达甚至说，“归侨多”的地区，是“特务联合国”。
虽然海外关系从未被正式、公开规定为一种罪行；但在经过阶级斗争观念多年熏陶的普通人心目中，它确实是通敌嫌疑的表征，应该在政治运动中首先受到关注、审查。在需要高度保密的工作岗位，如，国防高精尖科研、工厂、空军等单位，招聘人员时，首先就要剔除有海外关系的。人事、组织部门也不宜使用有海外关系者。
1969 年 10 月在侨眷众多的广东省制订了《处理有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规定》。规定提出“凡是有港澳、海外关系的干部，不管亲属从事什么职业，如果经过教育，仍然保持政治、经济联系，要从严处理”；“要视情况进行必要的批判斗争教育，并要进行审查（严重的要清除出队，有的退职）”；今后“一律不吸收有海外、港澳关系的人当干部，对干部的婚姻要把好关”，等等。
并立即在广东省整党工作会议上全面推行。有的地方曾任意揪斗侨眷、归侨； 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把有海外亲属关系的干部、职工开除、下放。侨眷、归侨同国外亲人的正常通信联系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国外亲人汇来的赡家侨汇，被说成是“特务经费”。大抓“叛徒”、“特务”，使不少归侨因“海外关系”问题受到冲击，制造了一些假案。所以多数人填写履历表中的社会关系时，都隐瞒了在海外的亲戚、朋友（已经公开的除外）；在日常交往中亦决不向外人提及，连子女也不知道有这门亲戚。
1950 年代放弃海外舒适的生活回国，投身祖国建设的一大批华侨青年，历次政治运动都因海外关系受到严厉的审查乃至批斗；尤以文革的面广、峻烈为甚。其中一些人因为实在不堪忍受非人折磨，和被当作异端的疏远、冷落，而含恨去国。没有人敢于或愿意对有这种罪名的人表示同情。
1970 年代末以后，落实侨务政策，废除过去的歧视性规定，为受到审查、迫害的归侨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名誉；德才兼备的归侨、侨眷干部，被选拔到市区县一级的领导岗位上；归侨、侨眷的子女在参军、升学、入团、入党、提干等方面也一视同仁。
1980 年代以后才恢复与海外亲人的交往，使得多年不知就里的子女大吃一惊。由于有外汇收入，有海外读书签证的方便，海外关系又成了让人们艳羡、眼红、追逐的资本。又演出了一系列闹剧。
（参考资料：粤侨《“海外关系黑六条”的反动实质》，《南方日报》1978 年1 月 24 日；林青云《有关侨务工作的几点建议》，《人民日报》1981年7月8 日）
（1910—1983）湖北咸宁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政治活动家。
原名黄叙钱（后由毛泽东改名）。1927 年参加秋收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一军团团长、师长、八路军 115 师 343 旅团长、晋察冀军区第三分军
区司令，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第 13 兵团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军政大学校长、军委办事组组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人称有“儒将”风度。
1968 年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杨、余、傅”被打倒后任总参谋长。以军委办事组成员（组长），预闻中央文革碰头会。据称，曾先后诬陷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被俘、政变（直接负责“审查广东地下党问题”专案组，株连近万人），参与诬陷迫害彭德怀、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作为中央专案组负责人之一，审问过贺龙、王平等。1970 年九届二中全会因留守北京未赴庐山直接参与“设国家主席”的活动。为林彪提供毛泽东南巡讲话情报（“庐山会议的事情没有完”）； “九一三”后销毁与林彪、叶群往来信件。被指控为“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1971 年被捕撤职，关押在秦城监狱；1973 年开除党籍。198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以“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在法庭的最终陈诉为自己辩护（发言稿 28 页），说是“一般成员”而非“主犯”，犯有罪行而非反革命罪。
有传言说他与叶群私通（叶的私人卡片盒里有黄的赠诗“缠绵五周月，亲手几折枝，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提名总参谋长时，毛曾说“听说黄生活作风有问题”。[注]
1982 年保外就医，安排于山东省青岛市居住。1983 年病故，享年 73 岁。与其妻项辉芳（1981 年离异）育有一子（黄春光）三女（黄春萍、黄伟平、刘细枝）。2003 年项辉芳辞世时，追悼会参加者众；也借此补补黄死时因顾忌而鲜有人悼念的遗憾。不排除对他们及自己所受待遇不满，而同命相怜、同声相求的聚集。由子女作主 2005 年将父母骨灰合葬于咸宁高桥镇澄水洞宾馆旁。网上有“黄永胜纪念馆”（cn.netor.com/m/memorial.asp?BID=24221），供访问者祭拜。
[注]据认为，有可能这是毛泽东以此表示对林彪安插自己人、势力急剧膨胀， 怀有疑虑、不满的一种旁敲侧击。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P17；）
（1915—2004）原名吴文玉，江西永丰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政治活动家。
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工农红军。1932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一军团二师团政委、八路军 115 师 343 团政委、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 39 军政委、解放军空军政治部主任、政委、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据称，1966 年编造刘亚楼转告叶群的“四点意见”诬陷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成为文革政治斗争序幕（清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后分别参与诬陷朱德、贺龙、邓小平、陆定一等党政军领导人，受其直接诬陷迫害的空军干部 173 人（致死 2 人）。1968 年以军委办事组成员（副组长）预闻中央文革碰头会。1969 年安插林彪之子林立果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2 年内完成从士兵到副级的火箭式提拔）。同年参加党的九大，成为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庐山会议期间，是“设国家主席”活动最积极的参与者。后被指认文革中积极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
1971 年被逮捕，1973 年被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1983 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审讯期间在黄、吴、李、邱四人中供认表现最好。
1982 年被减刑并允许保外就医。1987 年获释，定居山东省济南。1990 年代被给予副省级待遇，住房调整为一栋四户住宅小楼。医务部门也为其患有的多种老年病提供良好保健医疗。与其妻陈绥圻（曾任吴法宪办公室主任）育有一子（新潮）四女（金秋、采芹、巴璀）。子女升学就业均未受其父影响。
晚年爱看电视。嗜书法，常应邀作书，曾有人携其墨宝在日本以 50 万日圆出售，“江山如画”轴网上标价 1500 元 [注]。以散步、甩手、游泳等运动锻炼身体。也陪其妻上街买菜。有过写自传的努力，留下了录音带。2000 年病重住院，历经 4 年，终于不治。终年 89 岁。
[注]很明达地自嘲说：“我的字写得并不好，主要是要我吴法宪这个名，我是臭名远扬。”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P17；《文革英雄沉浮录》；于福存、王永昌《人民的审判》，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林彪集团骨干分子的夫人们》，载太阳系列丛书网络版 www.sunseries.com/ban/ban001/B001.htm）
名词。原为梵语 Pormatman 或 Mahatman 的意译。意指远离“我执”、“我见” 而达到自由自在境界的最高“我”；含有常一主宰的意思。因为凡俗所执着自我的身心，没有自在性、常一性；佛陀所澄得的涅[般/木]则为真实且常住不变， 所以称大我，义同真我。后用以指群体或群体社会；集体和国家。与“小我”相对。原意反不彰显了。
不仅党员，所有革命者在处理个人与组织、集体的关系时，都要无条件把后者摆在第一位；因为这是组织原则。尤其是 1949 年前处于地下状态、战争条件下的组织原则。救亡的任务、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集体的力量，压倒了自由民主、个体尊严的启蒙要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版）。即使是 1949 年建政后仍然延续了这样的价值观，以此作为另一套社会动员模式和现代化路径：在谁战胜谁的阶级斗争框架里，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被抽象为“公”与“私”的对立，政治变成了道德，突出政治成了突出大公无私的牺牲奋斗精神。这就成为对所有人无一例外的全民性的要求、国家意志了。
在这样的概念体系里，所有小我的一切，包括权益、思维、志趣、亲情，甚至生命……都通统让渡给了大我，小我被彻底融化在大我之中了。再也没有个人， 只有集体和国家。大我以“我”的名义、革命的名义、历史必然性的名义，把小我剥夺得干干净净。但它是从内里来巧取的，而不是从外面来豪夺的。因此小我非常配合，自觉服从于集体功业、党的意志──不仅没有意志，连欲望也没有。相信大我会把所有事务都安排得尽善尽美：服从组织，任劳任怨，不计得失，向党交心，连党组织的惩罚（反右）也只能证明人民事业的伟大。
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只有“people”（众人、公民、民族；Person的复数形式），没有“individual”（个人，相对于团体而言）。个人被淹没在群体之中。也帮了这样一套奴民意识形态的忙——满足于“人民当家作主”，因为个人是人民一员，“人民当家作主”，“我”就在其中了。（只有民本主义，而无人本主义）“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便是尊重我们每个人的权利。无论谁打上了人民的口号，谁便站在了真理一边，便有了肆意打杀别人的“个人主义”的权利。
文革中的“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把不断消灭小我欲念，确立大我的绝对地位的工作制度化了。通过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没完没了的学习，联系实际，讲用，“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挖“私”根，检讨，暗示自我的可耻、渺小，达到取消自我的荒唐目标。金训华可以为抢救被洪水卷走的木材献出生命，这说明“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逼得人说假话、变成伪君子，都还是皮毛一层——说到底，这些其实都仅仅是利用集体意志剥夺个体的理性判断，进而消灭个人的感觉、欲望、身体，彻底摧毁威胁集权的最大障碍，破除“心中贼” 是为了剿灭政治异端（“山中贼”），借“大我”之名行专制之实。甚至干脆直接用“三忠于四无限”的忠心取代了“大我”。既是图穷匕首见的赤膊上阵没遮拦，又是黔驴计穷的夕阳西下无路可走。露出了愚民的底。成为后文革时期威权主义倒塌、集体主义被屏弃的滥觞。
（参考资料：郑歌 《“我”，是最后一个字母》，《人民日报》1962年1月 23日；本社词典编辑室《现代英汉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0 年版；俞吾金《文化密码破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 年版）
名词。文革时期以“造反”自称、标榜的一种群众组织，及其与他们的政治实践相关连的一整套思想方法、行为特征、价值取向。
1. 与“保皇派”相对。指文革初期在红卫兵之后走向社会，以下犯上，对当时的领导体制和具体负责人持对抗、批判态度，并采取实际对抗行动的群众组织。最初受到歧视和压制，如被视为调皮捣蛋、不安分守己的害群之马，被宣布为非法或反动组织，扣发参与者的工资，整理参与者的材料，等。该词当时仍按传统价值来阐释，含贬义。1966 年秋冬，通过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以学生为主体）造成的气候，造反派组织获得迅速发展，已占压倒优势；而党政领导和基层单位失去了运转、整合功能，陷入瘫痪状态。参加这类组织就成了时髦──进步、革命的标志。文革早期的“保皇派”纷纷转而加入造反派了。红卫兵是此一阶段造反派的主体。造反的本质就是否定大小权威，鼓吹打乱、改变现有的秩序。但他们成事的真正秘密（公开的），却因为是“奉旨造反”。对于最高权力来说，表层的反社会行为下面是实际上的亲社会行为。“造反”一词遂变几千年贬斥色彩而含褒义：由“乱臣贼子”、“无赖轻薄”摇身变成了“社会中坚”、“文化英雄”。该词感情色彩的改变，是毛泽东发动、操纵的文革引致中国民间社会、社会心理、组织结构……一整套组织、秩序、价值颠覆性巨变的反映，是传统文化断裂的最显著的表征。
2. 由此进而扩展为，对除红卫兵以外的文革中群众组织的统称。以产业工人为主，农、商、文、卫等系统辅之。在大联合、夺权阶段，红卫兵仍在舞台上， 但文革的主角已经由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造反派来充任了。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指的就是他们。在这类组织中，组织成员的品类更加芜杂，派性更为严重， 组织的松散程度更大，造反动机的功利性更明确──就是要瓦解、摧毁科层制体制、势力，占山为王，“掀翻金銮殿，轮番来加冕”。要取代走资派，成为新的掌权者。有相当一部分人顺应时代潮流，进入官僚阶层、权力体制，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3. 引申为借指参加这类群众组织的人、一般成员。“1966 年抄家，‘造反派’搬走几件，王家姆妈又变卖几件。”（陆星儿《同一扇石库门》，载《文汇》月刊 1990 年 3 月号）说话的那口气，在当时是无奈、艳羡，在事后是鄙夷不屑、诛心剿灭、丑化刻毒。
4. 文革后称文革中参加过这类群众组织的人。仍然用以文革当时的称谓指称他们，可以看作该名词的过去时态。受到清查的“三种人”（参见该条），主要就是指其中因与林彪、四人帮集团有组织联系而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 有打砸抢劣迹的人。但据说，由于强调把工作重点转到改革和经济建设上来，清洗匆匆结束，并未进行“彻底”。
5. 比喻义。文革后，比喻行为方式、价值观、性格等方面与造反派相似的人。含贬义。例：小造反派；造反派脾气。这是一种弹性比较大、却又偏于严重的指控，因为文革在政治上被全面否定，造反派受到严厉追究；该词所包含的历史追溯、政治判断内容，会引起个人经历、情感方面的联想，乃至政治正确的过分反应。——重归威权体制的旧轨道，再次强化官本位，肯定知识精英的主流地位， 赋予阶级分化以合理性，这是后文革以来社会心理的最大变化。
（参考资料：李行健等《新词新语词典》，语文出版社 1989 年版；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lxpii《文革旧事》，“文学会馆” 2002年9月 27 日）
名词。含贬义。“花”意谓灰色的；是一种政治性借喻（这也是文革语言的特征之一）。亦称“灰五类”、“麻五类”。
1.本义。在阶级阵营的划分上，介乎于红五类（革命）与黑五类（反革命） 之间的社会阶层（动摇即不革命）的成员。如：职员、店员、医生、教师、记者、小商小贩、小业主等自由职业、小资产者；经济、政治上大体上属于小资产阶级一类。1949 年以前这个阶层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尚属优裕(虽然也随总的经济情况和个人际遇而波动)，其政治立场被中共政治战略分析家和政策设计者认定为经常处于摇摆不定之中，属于应该团结、争取的对象（权威论述参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可以做同路人,但同路不同心,不是依靠力量（内部掌握）。
2.转义。借指出身于这些家庭的子弟。“花五类”一词主要指他们；其主要使用范围又在学校。这类人虽然不是直接处在专政对象的位置上，但也被工农兵、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主流社会、执政当局认作非无产阶级、非革命的，不应给予信任。因为他们的父辈不是苦大仇深，而是旧制度的顺民,也被认为是那个制度某种程度上的受益者，与黑五类有更多的天然联系，是容易滑向敌对阵营的异己分子。这一切必然影响到子女。甚至连他们与知识生产的密切联系，无意识流露出来的习惯、修养，也让红五类感到本能的不愉快、不自在。每当入党、入团、参军、提干，需要填写履历表中的家庭出身一栏时，他们的情绪就灰溜溜的，经常陷入类似“原罪”的自卑中。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算不上，不必对他们体现什么政策。比较起黑五类来，他们所受的歧视、排斥并不绝对，境遇的悲惨程度略微轻一些，但入党入团、参军就业、调资晋级的社会升迁概率仍然大大低于平均水平。
文革初期，花五类不被允许加入造反的红卫兵组织，因为这会影响红卫兵组织的纯洁性，成为被对立一方攻击的口实；而只能参加红卫兵的外围组织“红战友”。不允许串联；不得不表现得比别人更积极，才能得到基本同样的看待（劳动、军事训练时，病了哪怕来例假也不敢请假休息，怕人家从阶级出身上联系实际找思想根源）；政治学习讲用、运动过关时，被要求比别人更多地深挖、检讨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同龄人际交往中处于受支配的被动状态；婚恋时的家庭出身条件要低一档，选择范围相对小一些，成功概率也小一些。
这种被打入副册（还不是另册）、类似贱民的待遇，和由此产生的屈辱感， 使他们对政治格外冷漠。加之家传与自由职业相关的次文化（散漫习气、对生活品质的讲究等）濡染，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就成了“逍遥派”。其中一部分人刻苦钻研，文革后成为业务上的骨干、政治上可靠的可用之材（邓小平语）。
（参考资料：《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P 5、P9；邓小平语转引自《中共辞典》，台湾：中国出版有限公司，1986 年版，P130）
名词。简称“糖弹”。意谓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比喻腐蚀、拉拢，拖人下水的手段，看似美妙、甜蜜而包藏祸心。
这是毛泽东创设的著名比喻。带着鲜明军事色彩和浓重忧患意识。1949 年 3 月中共进城执政以前，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次会议上，就以这个比喻提醒、警告本党同志胜利以后，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 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这一比喻，1949 年以后发展成了中共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的基本任务，意识形态的特征之一。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后被拍成电影）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拒腐蚀、永不沾的故事。被广为传颂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即这一理想境界的人格象征。对于曾生活在底层、由乡村渗透而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其中许多人过去是泥腿子、苦力，着附在高档物质生活、奢侈消费品上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主要是来自西方）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具有较大的诱惑力；因为它具有发达的物质生产所提供的舒适、细致的生活方式，优雅的风度。1950 年代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军队领导干部大量离婚换老婆，三反五反揭露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文革的初始动机之一，反修防修，便与这一观念部分有关。[注 1]尤其是被估计得很严重的阶级斗争，更让人疑心失去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总是试图利用物质上、文化上的优势，赢得思想上、政治上的胜利，比如从拉干部下水到全面复辟（著名的漫画化场面是电影《箭杆河边》里的“何书记，吃汤圆咯……”）。当基于阶级斗争的敌情观、物质观被夸大到极点时，就出现了抹煞正当的基本生活要求的现象：谁要是买一截时髦点的衣料（花型艳丽醒目），购置舒适点的家具（如沙发），备办一瓶用于打扮的化妆品（雪花膏、香水等），即使并非出于有资产阶级嫌疑的人之手，也会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表现，一定要问问是否有糖衣炮弹的可能。连学术上重考证、成名成家，新闻办报的“知识性”、“趣味性”……都无不可以指鹿为马地与糖衣炮弹挂起钩来，刻意营造成为近乎蛊毒式的巫术恐惧气氛；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为的是四面出击。
只要能保证生活必需的最低水准，对所有超过一般水平的消费品，都应该弃之如敝屣，才能显出当事者革命意志的坚定，生活作风的朴素，得到人们的肯定、褒扬。这也可视为政治上可靠的旁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是在这样的风气下流行起来了。它一方面促使一些人刻意做这样的表面文章，以博取政治进步的名声、资本（用 2000 年代的话说是“做秀”），一方面造成了更多人把在物资供应匮乏下的需求萎缩，进行合理化的心理定势。
围绕糖衣炮弹这一概念，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论证了精简机构、密切联系群众；节约闹革命，勤俭办一切事业，反对铺张浪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通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斗私，批修”，认真改造世界观等制度设计。立论高妙却是无用。无奈是资源短缺、供应有限，天恩雨露不能尽洒，危险的糖衣炮弹已经不是什么敌人打过来的问题，官僚特权像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而是自己巴巴地绕世界求来的。开后门成为文革的阿喀琉斯之踵。痛苦的毛泽东对反开后门直叫“停”。
2000 年代的腐败、职务犯罪（窝犯屡见）已成燎原之势，糖衣炮弹从贪婪的官员索贿[注 2] 到作为制度的自我供给，从根本上危及到了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昔日避之犹恐不及的祸殃变作了人人如蝇逐臭的香饽饽。虽然恢复了人性的真实，却同时也放纵了人性的恶。单靠自我监督，不从异体制约上走出制度创新路子，难矣哉。
[注 1]从“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搜索，文革十年该词的出现频率是每年 6.32%，比其余年份的 1.08%高出 5.85 倍。可见其作为“和平演变”、“反修防修”的关键词，对阶级斗争之于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的渗透、严防死守，被强调到何等地步。
[注 2]还有一形象、机警、调侃的自辩说辞：“把糖衣舔（吃）了，炮弹打回去。”
（参考资料：本报评论员《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解放军报》1966 年 5 月 4 日；林彪《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9 年4月 28 日；于是乎《文革与腐败》，《人民日报》“网友之声” ）
特称名词。有时也简称“自然灾害”。是中共对 1959 年至 1961 年农业生产连年歉收、大炼钢铁造成的国民经济危机，进行解释、定性的官方称谓。[注 1]广泛用于中央文件、社论、新闻报道、领导人讲话。它是对内（各级领导层、老百姓）外（友党、友邦和资本主义国家、敌对势力等国际舆论）的交待，对中共错误决策、艰窘实践的文饰、推托。
吟哦“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毛泽东，不满经济建设的速度， 工业生产年递增 18％、农业不足％，1958 年提出了 15 年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战略，人民公社强行推广密植，大炼钢铁。造成灾难性后果：粮食产量 1959 年 3901 亿斤、1960年 2870亿4 斤、1961 年 2950 亿斤（1957 年 3901 亿斤）。遭受挫折后的庐山会议批判主张调整的彭德怀，不但没有收缩，1960 年反而持续跃进， 大搞基本建设，全力保钢，下达了 2040 万吨钢的指标。
由于农业歉收和超量征收（浮夸、放卫星的行政产物），大饥荒导致水肿等疾病流行，死亡率（1956 年、1957 年的平均死亡率为 1.11％）上升，据官方资料（1982 年中国人口普查办公室公布数据），1959 年 1.46%，1960 年 2.54%，1961年 1.46%，累计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 1600 万－2700 万。尤以在河南、山西、山东、江苏、甘肃、四川等地最为严重。如果把出生率下降的因素考虑进去，人口减少的情况更加严重。为了减轻城市压力，被迫下放人口近 3000 万（同前，P432）。以大炼钢铁为标志的大跃进，不但无法完成计划，还生产出大量残次品钢。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工业企业管理混乱，大面积亏损，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失衡，通货膨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200 多亿元。间接损失则难于定义、统计。
虽然经济上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措施，国民生产、生活情况渐渐好转，但七千人大会（详该条）上刘少奇在全党面前“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说法[注 2]给毛泽东造成的刺激、阴影难以抹去。坚持用“自然灾害”说，以应付、否认 1959—1961 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是拒绝检讨、调整大政方针的全局性问题，拒绝问责追究，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基本思想、政策和实践。把它看成向毛泽东个人权威挑战的政治禁区。同时把账算到苏联头上，强化了国际阶级斗争的紧张形势和反修的必要性。决心依靠群众运动实现现代化的毛泽东， 主动从一线退下来（不担任国家主席，专理外交事务和党务、理论建设，1958 年）后感到自己的思想、主张被冷落了，并有失控的危险，开始酝酿重返一线， 为此谋划、布局、造势，便有了阶级斗争论调的再度高弹，四清运动的开展，文艺上的频繁批判……
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的权威解释，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 ‘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 1959 年到 1961 年发生严重困难”。“三年自然灾害”的用法在正式场合逐渐消失，而代之以“三年困难时期”，或“困难时期”。但由于长期使用已成惯性，仍有不少人一提当年脱口就是“三年自然灾害……”
[注 1] 1960 年《人民日报》称：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份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 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更称，“在 1959 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 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
[注 2]但有关气象资料并不支持严重灾害由自然旱涝引起的说法。金辉利用气象统计编制的 1895 年至 1979 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证实，在1959 年到 1961 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 1959 年至 1961 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说明：1959 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 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乾旱范围比 1959 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 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就连主张有灾害的孟昭荣、彭传荣也认为，从我国历史的灾荒实况观之，有史以来几乎无年不灾，灾荒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三年期间当亦不排除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失误，能够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参见王维洛《天问——“三年自然灾害”》，《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 年第 1 期）
[注 3]“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1966—1976 年该词的搜索结果为“零”。
（参考资料：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P405；楚汉《中国 1959－1961》，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P3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P335）
是毛泽东 1949 年以后著作的选集。该书的编辑、出版贯穿了整个文革——几乎 10 年时间；几度起落。原拟选编范围为 1949—1962 年间的毛泽东著作。1962年曾有过一个该书的粗编稿；但毛认为建政以后著作不象 1949 年以前著作经过检验，不愿立即就出版。[注 1]1964 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选进了1949 年后的部分作品。
1967 年 7 月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其意向直指当时的政治现实。
担负这项任务事务工作的是中央文革理论组。其时办公地点在中南海甲楼； 朱德委员长住乙楼，中央专案组在丙楼，信访局在丁楼。理论组由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当时简称“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和来自部队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有干部也有战士）两部分人组成。
从中央档案馆接管的毛泽东 1949 年 10 月 1 日—1962 年手稿和讲话原始记录稿，在中央警卫团押送下运入、放置在中南海甲楼。甲楼组织称“材料组”。主要任务是保管毛主席的手稿和讲话原始记录稿，看管有关的图书资料；联系秘书局印刷厂和收发室，印制文稿，收发信件。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委员会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加上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他们在怀仁堂阅读事先准备的毛泽东手稿和讲话，决定哪些文章入选、哪些文章不入选。每次会议的情况，都反映在名为《天天读》的简报上。未几选编工作停止。
1969 年五、六月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再次启动。计划“十一”前夕出版、发行，为国庆 20 周年献礼。工作程序为：甲楼将手稿（如果来得及，即誊写为抄件）或原始记录稿送印厂排印成草稿，送丙楼；丙楼工作人员，先按照个人分工予以修改，再集体讨论通过；修改时一律使用铅笔，这样的修改稿可以看出草稿原貌；然后将修改稿分抄一式数份，分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有关政治局委员； 这些领导修改后退还丙楼；丙楼再综合他们的意见，形成一个初稿，再送印厂排印。如是反复直到满意为止。
选集中对历史事件的臧否和人物的褒贬，一定程度决定于选编者的取舍。毛泽东讲话有的篇幅较长，有时为了全面辩证地看问题，他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阐述。但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定的政治目的，选编人员往往根据某个领导的意见，有倾向性地予以取舍，剔除被认为某些观点不正确或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文稿。有时的取舍哪怕细微到一个副词，都会对读者起诱导作用。又如，毛泽东一些信件有时不是写给一个人的；对某件事情的批评或表扬，有时也提到好多参与者。在选集中，这些人的名字留谁不留谁，完全由选编者的主观需要而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笔下去，入了毛选的人，受褒者可以上天堂，受贬者一定下地狱。这些取舍需要在选编者之间达成平衡、妥协，实际上更是一个政治角力、折冲樽俎的复杂过程。更不用说，对毛泽东讲话原稿文句不完整、表达不准确、逻辑不严密、论述重复，引述的事实、历史、文句待查证等问题，对原文错、漏、衍字和明显有误的标点符号作技术性整理，订正错讹的史实，甚至还要进行必要增删、修饰，编写题解和注释，使之完善，方便阅读。[注 2]也有不小回旋余地。毛泽东有些观点在讲话后有发展、变化的，也要根据后来的发展、变化整理前面文稿。
但到 9 月末《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送审本出来时，突然接到指示：不出了。因为毛泽东不同意。1975 年李鑫、胡绳、吴冷西、熊复等曾参与毛选五卷材料组编辑工作。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定本出版延宕到了 1977年3 月，而早些时候的 1976 年 10 月解决了四人帮问题。[注 3]出版时间是“两个凡是”出台不久。这个版本收集了毛泽东 1949 年 9 月到 1957 年的重要著作（选编时限较前缩短）。卷前《出版说明》并称“以后各卷也将陆续出版”。
这个版本，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还长期存在的科学论断，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是对文革的全面肯定。
同年4月 14 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1977 年 10 月为了解决恢复高考后第一届 77 级 570 万人的考卷急需用纸，中共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选》五卷的纸张。
1982 年因为该版本与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和当时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不符，被停止发行。后续各卷迄今未见出版。另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文集》（1921—1976 年）八卷出版（1993—1999 年）。[注 4]只是为了满足各式研究者的需要， 没有公开要求各级组织学习的安排。
[注 1] 毛泽东不主张出他的全集，因为不是所有的文章都重要；只赞成出精粹的选集。
[注 2]毛泽东著作原文、发表定本和《选集》的文字之间，时有细微差别。还需要有专门的校勘研究，才能真正论定修改的范围和性质。如，龚育之考订，《毛选》五卷开篇的标题原为“中国人站起来了”，被 1977 年本改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说见吴志菲《龚育之散记》，《人物》2005 年第 2 期）。
[注 3] 1976 年 10 月 6 日对江青、张春桥 、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史称“一举粉碎四人帮”。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于当日 20 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通知；就以“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清样”等为诱饵，让姚文元列席参加。
[注 4]所收 803 篇著作中 1962 年仅 2 篇，1965—1976 年仅 12 篇（1 篇/年）；大大低于 14.6 篇/年的平均数。反映出编选者对全部出版毛泽东著作会干扰政治现实的顾虑。
（参考资料：《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说明》，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梁尚之《第五卷编辑秘闻》，《周末》2004 年 12月2 日）
1976年7月 28 日凌晨北京时间3时 42 分，中国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东经 118.2°、北纬 39.6°）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 11 公里，震中烈度11 度，地震破坏范围超过 3 万平方公里，有感范围达天津市、北京市等 14 个省、市、自治区；造成 24.2 万余人死亡，16.4 万余人重伤。被列为 20 世纪全球 10 次破坏性最大的地震灾害之首。
据不完全统计，唐山地区震毁公产房屋 1479 万平方米，倒塌民房 530 万间（极震区地面建筑全部倒塌），唐山地区总的直接经济损失 54 亿元。造成截瘫患者 3817 人，失去父母的孤儿 4204 人，轻伤仍需治疗者达 36 万之多。被埋压的人数高达 57 万，通过自救与互救，脱险人数 45 万左右。震区内工业建筑物有70—80％倒塌或遭到严重破坏，多层砖混结构房屋有 90％倒塌或遭到严重破坏， 通讯中断，大段铁轨发生蛇行弯曲或波浪起伏，公路路面普遍产生横向小鼓包和纵向张裂，桥梁普遍损坏或严重损坏，砖砌烟囱、水塔等全部倒塌，下水道遭到破坏。
灾区曾组织囚犯参与抢险、救灾。出现抢劫风潮；经唐山民兵查获被哄抢的物资共计有：粮食 670400 余斤，衣服 67695 件，布匹 145915 尺，手表 1149 块，干贝 5180 斤，现金 16600 元……据材料称，被民兵抓捕的抢劫“犯罪分子”共计 1800 余人。在高度警戒中，银行票据、战备粮库，毫发未损。为了预防余震波及受损，北京、天津居民在强烈震感威胁下露宿街头，并大范围搭建抗震棚。
唐山位于东西方向燕山断褶带和北东方向沧东断裂带交汇部位，属于地震活动频繁地区之一。城市建设过程中忽视地震设防或未按标准进行地震设防，建筑物不具备抗震性能，是大地震带来毁灭性破坏的主要原因。而缺乏灾害防范意识和防范措施、预报不力[注 1]，是未能有效减少地震毁灭性破坏的主观原因。
为防止境外势力进入、插手，我国当时没有如实对外报道地震的强度、烈度和损失（3 年以后的 1979 年 11 月 23 日《人民日报》才有相对完整的报道）[注2]；并谢绝了国际社会援助，决心自力更生，战胜灾难……
从中央地地方各级政府仍然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放在工作首位。8 月 1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深入批邓，抗震救灾》。1976年9月9 日零时10 分，毛泽东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距唐山地震时间不足一个半月。被民间广泛传说两者存在某种神秘联系（龙年凶兆）。[注 3]
震后国家用于唐山恢复建设的总投资（1979—1986 年）为 43.57 亿元。“从地图上被抹掉”又得以重建的新唐山，城市功能分区明确，建筑物均达到八度设防，市政设施配套，环境清新优美，现代化水平较高。城市自来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污水集中处理率、供热普及率分别达到 100% 、 97% 、 65% 和 83% ，均居全国同等城市领先水平。 1990 年唐山荣获联合国“人居荣誉奖”， 2004 年获得联合国“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
1986 建成抗震救灾纪念碑广场。地震遗址 2000 年代成为旅游景点之一。
[注 1] 唐山地震中期预报是成功的。震前半年左右国家地震局上报国务院《关于京、津、唐、渤、张地区 1976 年地震趋势的报告》，指出：“京津唐渤张地区今年内仍然存在发生五至六级地震的可能”。北京市地震队在与国家地震局 7 月 24 日召开的准备会上，华详文、张闵厚、耿庆国、李宣瑚四人认定七月底、八月初京津唐张地区将发生大地震。震发当晚还收到通县西集地震台廖官成来报：7 月 27 日前，北京附近 200 公里范围以内，将发生五级以上地震。但由于误判，害怕错报造成重大政治影响，临震预报决断时却失败了。二十余位受命亲赴现场观测、核实水氡异常现象以为预报根据的地震工作者以身殉职。
[注 2]遵守新闻纪律。因 1950 年４月２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给各地新闻机关的“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 [注 3]1975 年编者插队所在农村大旱歉收，有人竟吃观音土果腹。生产队一老妪曾对编者道：“今年还不算厉害。谚语说‘润七不润八，润八动刀杀’（农历 1975 年润七月，1976 年润八月）。要明年活过来，才算是人。”共和国缔造者周恩来（1月8 日）、朱德（7 月 8 日）均故于 1976 年。
（参考资料：廖盖隆《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唐山公众信息网”；钱钢《唐山大地震——30 周年纪念版》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 年版；沈正赋《唐山大地震具体死亡人数为何三年后才允许报道？》）
名词，由偏正结构的谓语性短语名物化而成。它指称的是人事工作中的一种现象：工人编制人员未办提干手续承担干部的工作或职务。
这是由于 1960 年代以来，缺乏正常的吸收、录用干部制度，厂矿企业选调了一批工人从事干部岗位的工作，未办提干手续，出现了“以工代干”人员；随后，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事业单位也相继使用“以工代干”人员。“文化大革命”中，干部管理混乱，“以工代干”人员越来越多（有的达到了现有干部总数的 10%以上）。
从深层次看，它是由中共官僚机构自我膨胀的冲动和编制计划管理体制之间相互撕咬、制约的结构性吊诡造成的。是编制合法和运转非法的纠缠、冲突。
在官本位的体制内，干部的政治－社会地位、收入、福利等，一般要明显高于工人。由于干部职位作为稀有资源，提拔干部就做得特别谨慎。以工代干是一种临时性安排，可以在实践中考察以工代干者是否符合干部条件，相当于见习生， 等待成熟后再转正，以减少失误。但对于见习时间的长短、转正的考核，没有制度化的规范。人为因素多，随意性大。要揭掉以工代干的帽子，有如唐僧西天取经，得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谁转了正，就会被看成天大喜事，人人都闹着非请客散糖不可。
文革虽然打倒了走资派，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仍然通过各种形式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以维持体制的运转。官本位的体制并未根本改变，由于一元化的权力集中，反而变得更加突出了。文革时人事系统长期濒于瘫痪，主事者也怕提拔的人像造反派那样打翻天印，以怨报德，便有意地拖延，以培养他们的忠诚；成了人事走私、任人唯亲者方便操作的捷径；加之编制管理本来就先天具有保守性、滞后性特征，就积压了许多类似人员。以致以工代干者严重超过正式编制。
名导演张艺谋当工人时（1974 年）自己个儿学摄影，最大的人生梦想就是能到厂工会或宣传科当个“以工代干”的宣传干事。
文革结束后，各级、各地、各单位开始自发解决干部编制的遗留问题。如上海农场系统 1979 年对以工代干的职工实行定职定薪,建立了农场干部工资制度, 提高了职工年限工资水平。
1983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劳动人事部发出了《关于整顿“以工代干” 问题的通知》，提出了统一、妥善解决“以工代干”问题的具体政策。通知认为， 因为“‘以工代干’人员大部分年富力强，有的已担任领导职务，有的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成了生产管理和党政工作的骨干；但也有一部分人不符合干部条件， 不能胜任本职工作” ，“给干部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少问题”。原则上“以工代干”人员有的根据工作需要转为干部；有的回到工人岗位。这个通知还规定，今后一律不再使用“以工代干”人员，需要从工人中提拔干部，均需先办理吸收干部手续。但在实际办理过程中，“经有关部门考核审定”，就成了见人有份、皆大欢喜。权力平衡以编制管理向实际运转的投降、妥协告终。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001年8月 14 日《关于进一步加强管理严肃干部人事工作纪律有关问题的通知》（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联合发出），第三条再次重申：“严格执行不准‘以工代干’、‘转干’的规定”。强调“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所需工勤人员，必须在机构编制部门核准的编制内，一律采取社会招聘和合同管理办法”。因为“有的地方和单位机构编制管理混乱，擅自增加机构编制和突破编制增加人员；有的录用和选拔干部根本不按规定，甚至‘买官卖官’；有的通过制造‘假档案’、‘假学历’、‘假身份’，将一些不具备条件的人塞进干部队伍等等”，已成为干部体制腐败的普遍形式。
（参考资料：宋任穷《关于今后脱产干部来源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80 年7月 19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关于整顿“以工代干”问题的通知 （ 1983 年 2 月 12 日 ）》，“ 法 律 图 书 馆 ”“ 新 法 规 速 递 ” http://www.law-lib.com/lawhtm/1983/45388.htm；《关于进一步加强管理严肃干部人事工作纪律有关问题的通知》，《检察日报》2001年8月 21 日）
（1924— ）浙江绍兴人，艺名浩亮（经江青改名，即以此名世）。京剧表演艺术家、政治活动家。
出身梨园世家，1949 年考入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京剧实验学校，先后得到尚和玉、李少春、盖叫天、刘砚芳等武生名家传授。1958 年毕业留校实验京剧团工作，195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 年调入中国京剧院。1963 年以李玉和 B 角参加京剧《红灯记》创作排演，因 A 角李少春生病顶替出演 1964 年全国京剧汇演。从此暴得大名。
由于得到江青关心、支持，文革后成立“红灯记战斗团”起而造反，对昔日师友和剧院、文化部领导反戈一击，不久担任中国京剧院党委副书记（实际的一把手）。发表《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8 期）。
1968 年参与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创作演出；后来京剧、钢琴伴唱《红灯记》都拍成了彩色电影，在全国公映。
1972 年任文化部副部长。投桃报李，每谈样板戏都把功劳归于江青；同时抹杀原创人员的功劳、突出自己。积极、全面贯彻当时主政者的政治文化主张， 迎合他们的人事亲疏，被指认参加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活动。经常参加文化、外事方面的国务活动。
因曾被纳入四人帮组阁名单，拟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被称作“上了‘四人帮’贼船的人”；1976 年 10 月后被撤消职务、逮捕审查。国家邮电部邮政总局 1976 年发出停止出售、使用“钢琴伴唱《红灯记》”等邮票（共 5 枚）的通知。
由于被认定罪责较轻 1981 年免于起诉；恢复行动自由。其结论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
1982 年到河北省戏曲学校任教。编写了《戏曲基本造型五十功》的教材，还为学校排演盖派名剧《一箭仇》、《雁荡山》等。1988 年 7 月号《中国戏剧》刊登吴钢《浩亮近况》报道。同年评上副教授职称，与妻子曲素英共同参加中国戏曲学院校友募集教育基金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三天义演，出演《艳阳楼》。从此恢复了登台演出，曾多次赴美国、台湾和大陆各省市等地巡回演出。 1996 年在济南演出中突发脑中风，失音并瘫在床上。后治愈坚持练功至恢复登台，参加了原班人马整齐阵容（高玉倩饰李奶奶，刘长瑜饰李铁梅，袁世海饰鸠山）的《红灯记》演出。平常演出多为传统剧目《野猪林》、《连环套》、《战宛城》、《龙凤呈祥》等，结尾仍以《红灯记》选段压轴。2000 年代网上影音制品仍有他录制的京剧《红灯记》全本、钢琴伴唱《红灯记》（三碟装）和传统戏曲（《艳阳楼》等）VCD 在销售。
（参考资料：胡金兆《“文革宠儿”——浩亮复出记》，阳木编《“文革闯将” 封神榜》团结出版社 1993 年版；和璐璐《共同回忆“红灯记” 钱浩梁：老伴助我重登台》，《北京晨报》2001 年 05 月 24 日）
毛泽东思想所特有的哲学范畴。忽视同一性（统一性）的相对性、暂时性, 强调、夸大斗争性的普遍性、绝对性的矛盾观。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针对国民党人邓宝珊所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指出“他说对了”；从现实政治角度说明辩证唯物主义的阶级属性，与青年毛泽东“万类霜天竞自由”、“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 其乐无穷！”（尼克松的《首脑们》中写过，他曾敏锐地感到，毛泽东诗词的魅力可能与对战斗的神往、兴奋有关）的强调运动、对立、冲突、斗争等思想基调相一致。
1949 年建政后，毛泽东多次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没有解决，“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还要斗半个世纪”；并且以此制订党的政治路线、任务和政策。这种理论和实践发展至文革，被提升到哲学范围进行阐释，就出现了“对立统一规律应改为对立统一与斗争规律”的命题，提出差异就是矛盾，矛盾的冲突、转化是通过斗争即一方压倒另一方来实现的，甚至综合就是“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供了哲学根据。并据此把文革定义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毛泽东反复说，“中国有八亿人，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过七八年，又来一次。”……1949 年以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贬斥中庸之道，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历次思想批判、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造反夺权、批清、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文革中“对着干”、“反潮流”的新时髦，路线斗争贯穿中共党史的框架预设，等等，都根源于此。
从理论框架说，这与主张哲学的阶级性、党性，把所有哲学问题都归结为唯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学两个对子的线形思维有关。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否定渐进和改良，积累和量变，梦想着“毕其功于一役”…… 都是从这里推导出来的。因此革命是斗争，运动是斗争，万事万物的存在都是斗争。社会生活被简单地等同于政治生活，政治又等同于阶级斗争，中国古代历史成了儒法斗争史，文学艺术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武器，连自然科学也有阶级斗争的反映。
在深层心理上，它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乃至于后来的湖南农民运动一脉相承。其最具鼓动性和组织力量的，仍然是“杀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 这样一些亘古不变的口号；寄寓着社会底层反主流、求翻身的渴望。由于忽略并无视在日常社会生活和长期历史进程中，阶级合作和协调是更为显著的方面，忽略并无视工具、科技、生产力是人类生活和历史过程的基础，这样的哲学思想， 适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不适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宜于政治社会革命而不宜于经济文化管理。
连在精神质素上，虚化、拔高、渲染“痛打落水狗”、“绝不宽容”的鲁迅精神，永不妥协的批判者、否定者形象，突出其铮铮不折的“硬骨头”品格，都从侧面有意无意地强化着斗争哲学的正当性。
（参考资料：初澜《坚持正确方向 坚持斗争哲学——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4.05.23；李泽厚《课虚无以责有》，见《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 2005 年版；古洪能《闲话毛泽东的斗争哲学》）
副词，意谓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指前所未有。该词在文革前，多与“成就”、“发展”、“建设”、“两万五千里长征”、“奇迹”、“巨大步伐”等词组合。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组成一个固定词组，始于 1966年6月 （7 日《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8 日《红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1966 年第八期）。
结合当时虚张声势、夸饰的修辞风格看，这样的副词使用并不显得特别突兀； 但它却决非可有可无。当中共机关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手相继为它签发出生证明时，就有些意味深长了。一夜之间，它立即成为了修辞学的最新时尚，被人们狂热地追捧、习用。
这个副词的爆发式流行是与文革同时来到人们面前的。[注]所以它既是对文革将给人们带来东西的承诺、期许、宣言，又是从政治学、法理学出发对它的性质、地位的事先裁断、界定。虽然没有明言，但它给人以丰富的暗示和联想，从现在起，一切都与以前不一样了，就像上帝创世纪的横空出世那样，在观念上， 人们被要求摆脱所有束缚，重新评估一切价值、重新建立一切关系。在那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瞬间，人们只有惊愕。他们被要求，要放纵自己的认识、思想、想象，要敢于打破一切框框，去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即使是共和国建政以来的现实，也容纳不了这个充满新事物、新秩序的新世界。
人们甚至对这个新世界的样式、规则一无所知，清楚它的只有全能的伟大领袖。因此党把所有的判断权都交给了它的最高领袖——只要是他认定的事情，可以不受任何既定成规、法律的限制。可以随心所欲。赋予了他无法无天的特权， 因为他就是法、他就是天。他就是这个新世界的上帝。所有事物、人、时间都是这创世纪神迹的一部分。
从权力的施授关系上看，是党和国家把合法性、权力赋予领袖（一人），而领袖（一人）则利用它来打倒党和国家。其基础是领袖、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和这个秘密社群在组织上的历史纠葛、联系。从政治运作层面上，毛选择了国防部长林彪作为政治盟友，弹压拂逆者（整肃彭罗陆杨既是战术上开展文革的障碍扫除，也是战略上对可能反抗者的惩戒示范）。
按常理、常识，对政治事件的定性、定位，本来是事后由历史学家来做的。“史无前例”加诸于文化大革命这一事先匆忙进行的加冕仪式，就是要为它可疑的来历、动机、性质、去向、前途正名，是为了掩人耳目。就像是变魔术艺人使的障眼法，利用心理技术控制病人巫医使的催眠术。为它的虚弱瞒天过海，壮胆张目。招数并不复杂、玄妙，却制住国人要害，颇见奇效。
1966—1976 年的 10 年间，国家灾难、社会分裂、家庭悲剧、个人惨祸参差交错：政治上时而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被打倒，时而党军副主席、法定接班人外逃坠机身亡，党委—政府领导系统彻底瘫痪，法制体系的公检法被砸烂；红卫兵免费乘车串联，社会分裂成两派进行夺权战争，由军队三支两军接管维持运转； 学校停课，学生被赶出城市上山下乡，没有正常的高等院校升学考试；工厂停产， 工农业在“学大庆”、“学大寨”的盲目模式里来回折腾，基本的生产管理、讲究投入产出效率都要被当成“唯生产力论”来批判，供应短缺到了不凭票证就买不到东西的地步；文化精英被关在集中营（五七干校）里，文学只能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国家首都广场发生大规模群众抗议……
因此对“史无前例”一语，事前事后几乎并无太大异议：只是在前是肯定、褒扬和噤若寒蝉（有正常思维能力者）并存，在后是否定、揶揄和缅怀追思（如新左派、人数众多的利益受损群体等）共鸣。为了防止集体失忆症发作、帮助学术研究，各地档案馆（广州、杭州等）从 2005 年起先后陆续推出公开相关“文革”档案举措，供“研究人员、普通民众甚至外国人与外国组织均可以方便查阅和利用”。
2000 年代的词语统计（通过 google 等搜索引擎）表明，虽然被历史挫折倒了胃口，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修辞爱好者仍然钟情于在戏仿、夸饰等意义上使用该词。也是词语生态的自我调适、恢复。
[注]根据“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史无前例”在文革前的年平均浮现率是 2.38，1966—1968 年为 11.97,1969—1976 年为 0.56，文革后为 0.79。这一现象说明：文革前期是该词浮现率的峰值，文革中、后期比后文革时期还少， 文革前浮现率水平也不低。全社会的乌托邦躁热与该词的沉浮，似有一种神秘的相关性。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张化、苏采青等《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版）
数量词。喻指时间长久，经过很长的历史阶段后。毛泽东习用的形容词；一种长时段的、宏观时间的单位量度。《论十大关系》：“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著名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后者是文革时引用率颇高的毛泽东诗句。当时常见的说法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万年不变。是一种对信念坚定不移、对真理性绝对肯定的比喻修辞。“一万年”成了时髦词语。
一万年的提法，一方面是夸张的修辞，模糊，不讲量度的精确性，为了达到表面化的表达效果而不顾及其他，与中国文化的认知特点、毛泽东的诗人气质有关；一方面与小农经济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时间观念有关，老资格、老字号、日久见人心、大器晚成……已经内化、凝固为一种价值尺度和历史观了。它蕴涵着重视传统的价值、传承，轻视内在超越，醉心外部（时空）占领，服务于权能政治的“史官文化”，把人仅仅当作实现价值的一种工具、手段的观念。
毛泽东对“一万年”的用法，在前一个例句里，表明了他对自己认识权威、政治权威之绝对性的强调、自信，君师合一的自我定位，是一种固定化观念，却富于暗示性和感染力、强制性；而后一个例句里，在豪迈下面掩盖着他时不我待的焦灼，对他所创立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再受挫，距离理想目标越来越远的现实， 感到沮丧。[注 1]1958 年大跃进的发动，除了好大喜功、急于自创新路以外，1966 年文革的发动，除了渴望战斗、重掌乾坤、反修防修以外，还有时间焦虑症的内驱力在起作用。他要求必须振奋精神，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所作为。也是毛泽东晚年每每临机决断，逸思飞越、趋于激进、不断左倾的根源之一。
在时间的瞬间（革命）与日常（建设）之间，诗人毛泽东醉心于瞬间的流动不居、形态多变、创造快感，而厌烦日常的按部就班、老生常谈、因循渐进。这固然是他的个性特点所致，但对时间的焦虑，不独毛泽东为然。近代以来的革命者多有这样“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感喟、“毕其功于一役”的迫不及待。[注2]他渴望，以独己意志，创造瞬间永恒，超绝时空约束。这难道是后发、追赶型社会必然存在的问题吗？也许悲剧在他为自己制定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征服时间——时，就已经被注定。
这个浪漫诗人奋斗一生，终于发现越走离目标越远。征服时间的难题不止是艰巨，而且已被证明不可能，昔日的凌云壮志都已风流云散。他留给接班人的， 竟然是一句平实得有些令人伤感的开导——“不要着急，慢慢来” 。
2000 年代以来多被用于强调爱情永恒、价值绝对的语义，在关于爱、关于永恒的流行歌曲里，得到反复吟唱、咏叹。似乎是一种语义、人性的复归。同样是浪漫，一指向个人情感流连、诗意沉醉，一指向历史—社会功业、雄心超越。
[注 1]厚今薄古、执着于当下，是毛泽东时间意识的特点：“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但仍然对时间的流逝敏锐而怅然，所以难怪他会感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注 2]戊戌维新时，王照劝康有为多立学堂，等风气变了，再行新政，康答： “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孙文与严复在伦敦晤谈革命事， 严复说：“……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问：“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938）：“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
（参考资料：张育仁《鲲鹏之梦——毛泽东诗化哲学评传》，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毛主席与文革 》， MSN 中国“我是一只音乐子” http://spaces.msn.com/members/bookeater911/ PersonalSpace.aspx?_c=；余世存《非常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名词。文革中对从事因有实惠而被人看好的服务行业的一种统称。源于音乐家刘炽 1960 年代的创作歌曲《歌唱光荣的八大员》（代表作）。指称的是售票员、驾驶员、邮递员、保育员、理发员、服务员、售货员、炊事员。以“员”为后缀构词的风气，被认为是学习苏联制度时尚的遗留物。当时的社会风气是鼓励人们从事以前被看不起的服务行业，刘炽写歌的命意也在于此。但在大肆张扬的官方文化肯定的，被实际生活惯性推搡着的人群却仍然并不看重。
这一称呼从此成了一种弹性很大的模式，在当时和以后各个时期、各个行业都引来了各式各样的模仿、借用。如，工人参与民主管理（“两参一改”）的八大员——计划员、统计员、核算员、定额员、劳动工资员、文化学习员、技术安全员、生活福利员；农村有《夸夸俺村的八大员》，公社广播员、农机管理员、畜牧管理员、水利管理员、农技推广员、报刊投递员等（都可以吃商品粮）；基层文化普及有学习辅导员、读报员、创作员、图书员、幻灯放映员、文艺演出员、板报员、故事员；科研院所有设计员、描图员、材料员、工艺员、检验员、试验员、试飞员、外协员；驻外机构的译电员、翻译员、交通员、采购员、炊事员……
文革由于生产不足，生活物资供应紧张，只能用各种票证保证最低需要，抑制需求增长，短缺经济使人们的满足处于低水平状态。通过种种非正规渠道攫取各种物资，成为人们消费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因此与物资供应相关的职业，或能够拥有紧俏资源用于交换的职业就成了人们追捧的了，如“听诊器（医生）、方向盘（司机）、秤杆子（指卖东西的售货员）”、招待员、采购员、电工、水暖工等等。典型的，例如肉店的操刀师傅，他可以直接决定给你的定量肉是肥是瘦（因定量少，肥肉有更多的油脂而被人们喜欢），区区小事却要关系到每家每日锅里碗里的油水多少，这时熟人与生人的区别立即就显出来了。电影院职员可以搞到内部电影的票子，让处于文化饥渴状态的人们打打“精神牙祭”，时时能享受人们的殷勤、恭维和各式贿赂。不少返城知青被安排从事八大员工作。这些行业的从业者更容易积累起丰厚的人情资源，使他们在频繁交换中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对于长期处于政治紧张、焦灼状态的人们，无疑是一种温暖、贴心得多的抚慰。当学术、事业上的条条出路被堵死以后，物质生活的舒适、世俗的柴米油盐就成了人们普遍追求的目标。什么都可以的虚无主义就这样流行起来。在其时时尚的人生设计里，多少背离了沿袭无数世代的职业观，物欲取代了精神，当下满足取代了恒久价值。比较起热昏的虚幻乌托邦来， 狭隘世俗化、功利主义是否走向人性解放的一条可能道路呢？其间得失难以尽数、顾全。只有少数头脑清醒者知道这样的局面不会长久，而坚持让子女学习数理化。
2000 年代第三产业不断发展，社会分工日趋细密化，部队后勤保障日臻完善，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的服务项目，有表演唱歌颂这样的新现象（电脑操作员、影院放映员、电话值班员、电热水炉司炉员、畜禽饲养员、暖棚蔬菜种植员、图书管理员、电器维修员）。还有一些行业如医生、教师、经纪人、导演、记者、导游、软件工程师、科研人员等，被认为可以利用其稀缺性、隐蔽性为自己黑箱攫取一些法规所不认可的实际利益、超额好处。引起人们的普遍敌意和不满。
（参考资料：温故知新《谈谈老夫亲 历的文革 》，“ 龙坛” http://www.ltbbs.org/bc/printpage.asp?BoardID=6&ID=1154；宋举甫、李春来、李鸿民《新八大员（男女声表演唱）》，《解放军报》2002年9月6 日；李亮《新“八大员”黄金职业里的黑色勾当》，《法制早报》，）
文革中用以指称毛泽东的论述、意见、指示。从“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提供的材料看，1965 年出现 4 条、1966 年 256 条、1967 年 91 条、1968 年58 条、1969年 19 条、1970年3 条，以后即已消失[注 1]。发明人是林彪，见于他对“中国人民解放军 1966 年工作指示”的第一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1965 年底）。一经提出，在报刊、广播上传播、孳生、普及的速度极快。“指示”而冠以“最高”的名义，报刊引用时以黑体字标出，一则强调指示发出者权力地位的至高无上，毛泽东当时虽然不是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 却是党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军权控制者），仍然实际握有最高、最后的决策权；一则是对毛泽东思想地位的绝对化，反复神化毛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崭新阶段”是“顶峰”的换词）” ，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后被罗瑞卿删掉）”（《“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人类认识的最高成就——真理本身，通过“最高指示”的称谓形式把国家意识形态至尊的荣誉授予毛泽东。这样，以意识形态（真理）名义为政治权力（法令）授勋，同时又倚仗政治权力强化意识形态权威，完成了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最高指示”把毛泽东心仪的君（法令）、师（真理）两种身份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细辨“最高指示”，似是“圣旨”的变种。中国封建王朝对帝王（天子）的命令称“圣旨”，是皇权的象征、展示，[注 2]是当时最大的权威、最高的法律；不听从圣旨（“抗旨不遵”便是“欺君之罪”）的最高刑是死罪。把毛泽东著作、指示称作“最高指示”就是拿它比拟圣旨，以领袖意见否定了法律、制度、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罗瑞卿反对提“最高指示”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不合我国政体（共和国）。
它的使用在 1966 年达到高潮，是与当时政治上打倒刘邓等中共中央一线领导体制的历史进程相对应的。其功能就是把行政形式上不在位（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影响力直接转变为政治权力（支配力），邓小平说过“实际上难于反对”指的就是这个。一旦它的核心功能已经实现，它就处于逐步退潮、淡出的过程中。因为从现代民主意识（无论其何等稚弱）看来，它的荒谬性、非法性是太刺眼了， 名声太臭了。
说话作报告，做文章写检讨，甚至写家信、情书，都要来几段最高指示。报眼、黑板报、信封、粮票、购货券、商标、茶盅脸盆、包装纸、公交车票、介绍信、结婚证书、红宝书封面……都有“最高指示”踪影，被当成了一种法令象征、装饰图案。作为法律证明文件的结婚证书，印制、引证最高指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的地方就是原来印制、引证《婚姻法》的位置。
滑稽的是，林彪吹嘘毛泽东的权威地位，毛泽东以此扳倒中央一线，都借助于最高指示的杠杆作用。批判林彪时给他加上歪曲、践踏毛泽东思想的罪名，而被吹嘘的毛泽东思想“最高指示”的意识形态地位却丝毫无损。仍然是不倒翁。
2000 年代偶有对“最高指示”的戏仿用法，如母亲对儿子（姚明）、最高行政当局（最高人民法院）对部属、国家元首（江泽民）的话，被称作“最高指示”。意含调侃。
[注 1]只是“最高指示”极端提法的消失，而以毛泽东论述、思想为真理， 给以引证的地位、做法都没成为过去时。
[注 2] 为了与圣旨的尊贵相配，以玉石、黑犀牛角、贴金、黑牛角做卷轴， 上好蚕丝绫锦织品做轴心，图案为祥云瑞鹤，以圣旨两端翻飞的银色巨龙绢布图饰、圣旨起头第一个字写在右上角第一朵祥云上作为防伪标志。
[注 3] 除了“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以外，他还曾说：“最高，难道还有次高吗？难道不能再高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啊！”“你们对谁的话都可以怀疑，对毛主席的话也可以怀疑。”
（参考资料：新华社《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指示全军继续突出政治》，《人民日报》 1965 年 11 月 27 日；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文革串连”、话剧团“革联“、军乐队“革联”、体工队“七一兵团”、卫校“革纵”编《罗瑞卿反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 》，见《彩色小吉普的部分文革藏品 》， Hi!PDA 论坛http://www.hi-pda.com/forum/viewthread.php?tid=151558；邱云、张乐《明清圣旨精品亮相杭城》，“新华网”2004-01-29 ）
名词。文革中，主要是 1967 年至 1969 年初，红卫兵造反组织之间围绕夺权陷入派性斗争乃至武斗的那段时间内，不同观点、派别的人们进行辩论所习惯运用的论辩方式。
其时由于党政领导系统的实际瘫痪，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混乱、真空状态， 没有权威的裁决者，三忠于、四无限思维定势的惯性作用，毛泽东言论被当成了真理本身。因此彼此对立两派大字报的你来我往、面对面的唇枪舌剑、对峙广播站的互相辩驳，双方都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小红书里引证对自己有利的毛泽东语录，相互攻击和诘难，形成了此毛泽东语录和彼毛泽东语录互相攻讦的滑稽现象。既然毛泽东语录已经从他的具体语境和论述体系中剥离出来，失去了所指的规定性，就抽象成了教条。成为某种可以被用来随意组合的构件，被搬用者任意宰割、各取所需的唐僧肉了。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地对待毛泽东思想、论说是当时的潮流。共同思想背景、教义基础和不同利益的冲突、纠葛，使论辩双方都试图借助毛泽东的权威压倒对方，证明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理解并按照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路线、指示办事的；而对方则背离了这一切，甚或是反对毛泽东的。形成了从各自狭隘理性出发整体却富有荒诞色彩的图景。只有毛泽东远远超越于这一切之上，稳握最终裁判权。
毛泽东在 1949 年以前指导中共夺取政权的成功，使他牢牢掌握了中共的领导权，在翻身感激励下的普通百姓的崇敬，也使毛泽东的魅力被无限放大。而且在精心宣传灌输的引导下，把那一切当成了他个人的成功。把 1949 年前乃至 1956 年的胜利，作为其后制订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的保证，是一种错误而危险的类推。这也与中共“九评”所确立的、以引证马列开路的论战传统、文风有关（中国古代立论也有宗经、征圣的传统）。在当时体制下，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互借共生关系已经被空前简化了。[注 1]这种风尚已经容不得逻辑学的常识──事实， 只有事实，才是验证主张、意见是否正确的根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以语录仗方式进行的“文斗”，后来无一例外地都发展成了“武斗”——两派间无休止的血淋淋厮杀。而毛泽东逝世后中共权力的交接，居然就是以语录仗的方式进行的。[注 2]一方说毛的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一方说是“按过去方针办”。都从毛泽东的话里寻找政治合法性的依据。而现实的逻辑是，政统、道统合法性的取得，最终仍只能取决于政治实力的较量。毛泽东思想的嫡系传人──“四人帮”终被权力联盟“一举粉碎”。
不但政治性的派别组织论战、争论，要打语录仗，就连日常口角如售货员与顾客吵架的鸡零狗碎，也要各引毛泽东语录。一方说“为人民服务”，一方说“要斗私批修”。
广义地看，那个时代的所有论争都带有语录仗的色彩，都要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去寻找根据。连学术研究（主要是说人文科学，但自然科学也有穿靴戴帽的）也像解经一样，不是依据独立材料和论证，而仅仅是为经典作家作注释。成为一种八股调。只是不像派性论辩这样，具有准战争性质。
[注 1]中国汉代就有经义决狱的传统。董仲舒根据《春秋》经义决狱断案， 以儒家思想为最高司法原则直接应用于司法，判决有罪无罪、罪轻罪重。它违反了罪行法定原则，开了人治大于法治的恶劣先例。这种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互借共生关系在毛泽东时代成为普遍现象。最典型的是，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力），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
[注 2]对此民间早有预言。编者一个理工出身的忘年交朋友 1975 年就曾忧心忡忡地说，毛主席不在了，中央领导一个引一段毛主席语录，那该怎么是好？
（参考资料：吴江《林彪、“四人帮”实用主义哲学批判》，《人民日报》1978 年4月3 日；瞿同祖《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历史的考察》，“法律史学术网” http://www.legal-history.net/02/scholar3.asp?id=178）
名词。意指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中不脱产的初级卫生人员。文革中被许为标志着“医疗革命”方向的“新生事物”之一，得到极大普及，作为批判此前（17 年）医疗卫生工作方向性错误“城市老爷卫生部”（放任农村基层缺医少药状况）的一块石头。
他们是受过一定时期培训，具有简单医疗卫生常识和技能、仍持农村户口的基层卫生工作者。一般是就地取材，从行医世家子弟和回乡知识青年略懂病理医术者中挑选，集中到县卫生学校、乡村卫生所等机构短期培训（一年半载）。强调边干边学。一面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防病治病、实行计划生育，半农半医的职业身份使农民负担的人员费用也较低。是农村低水平合作医疗制度的执行者、承担者。对方便农民就医，改善农村医疗条件、开展防疫工作、提高农民健康，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由于他们生活在农民中、本身也是农民，被亲切地称呼为“赤脚医生”。
1950 年代中期的农业合作社组织过“保健站”，公社化后尝试建立合作医疗，有卫生员的设置。毛泽东 1965 年曾发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的“6.26 指示”，既有这位乡村之子希望医疗资源、服务惠及广大农民的匡世改革热望，也含有意识形态运作高手在政治上预伏攻击棋子的潜在权谋动机。在这一指示推动下，县区设立人民医院，公社设立卫生院，城市医生被下放到这两级医疗卫生单位；城市部分医学专业被迁往县城，或在那里兴办半工半读的卫生学校。文革中加强了对他们的培训工作，提高了误工补贴（发达地区也有部分脱产的）。基本是每个生产大队都有 1 个赤脚医生，个别的可以达到 2 人。到 1974 年形成了一支百万人以上的赤脚医生队伍。
同时，历史形成的城乡医疗布局、农村医疗条件被当成政治路线和方向错误来批判（高潮是《红旗》杂志 1968 年第 3 期调查报告《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为打倒党内走资派的政治需要开辟了战场，提供了炮弹。对赤脚医生的作用有夸大成分。实践中曾有让城市医生到农村，农村赤脚医生调换到城市医院的“对流换岗”措施。据说，一些地方出现了城市医生无法施展医术
他们中医术较高者在资金匮乏条件下，因陋就简，利用针灸、中草药等治疗手段，开辟了花钱少、见效快的乡村医疗路子。据称 1980 年代因发明和推广 101生发产品成名的赵章光，年轻时就是一名家学出身的赤脚医生。但赤脚医生没有经过系统学习（有的只培训过几个月），缺乏执业的资格认证，无法处理，收入偏低，遭遇医疗事故时人身安全、人格尊严难以保证。1985 年农村公社解体，合作医疗亦随之解散（村办合作医疗覆盖率仅５％），赤脚医生流失现象严重。据介绍，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类似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提倡的“适宜技术”（即ＡＲＩ、ＤＲＴ）。这些宝贵经验，已被ＷＨＯ吸收、总结进了著名的“阿拉木图宣言”。1994年9月 10 日至 25 日美国基督医学协会的 90 位志愿医护人员从在四川宜宾地区乡村诊所进行义诊。这次行动被称为“赤脚医生”计划，目的是在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为农村诊所培训医护助理（赤脚医生）。2000 年代开始实施《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要求他们经注册取得执业资格证书后，方可在村级医疗卫生机构从事预防、保健和一般医疗服务。准入条件是必须达到中等医学专业学历（学力）。有 20 年从业经历可以免考。而上海等发达地区的执业资格认证更早一些（1980 年代）。
毕业于黎平卫校的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大塘村“赤脚医生”李春燕，因坚持乡村行医 5 年，担负 2500 名村民医治任务，虽入不敷出、身负债务仍然矢志不改，被《南风窗》杂志社评为 2004 年“年度人物”。有“最后的赤脚医生”之称。得到“凤凰卫视”“冷暖人生”和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报道。先后有大量民间捐赠用于修建卫生室和医药补贴。在对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 官方结论激发的广泛不满声，和对 2003 年沙斯防疫动员体制的反思中，引起社会对赤脚医生的再次关注。
（参考资料：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版；艾笑《中国的经验可望又可及 我国妇幼保健成就令国际瞩目》，《人民日报》1995年9月8 日；钱信忠《重振农村合作医疗》，《人民日报》1991年7月 24 日；张沼婢等《七千“赤脚医生”面临“转正”考验》，《泉州晚报》2003年8月 20 日；谢念《春燕衔泥唤春归》，2005年8月 18 日）
（1950- ）辽宁兴城人。知识青年中的反潮流典型。
中学毕业后 1969 年下乡插队，曾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1973 年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时，在试卷上写了一封为考试失利（语文：38 分，数学：61 分，理化：6 分）辩解（忙于生产无暇复习）、希望被录取的信。该信后来被《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发表了，并在《人民日报》转载。陈情哀恳的信被解读为拂鳞造反的信，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被树为“反潮流英雄”；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江青语）。成为媒体追捧的当红新闻人物。
同年入辽宁农学院畜牧兽医系读书，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 年任中共铁岭农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院党委副书记。同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政治上的暴发、得志，使他无条件盲从提携者意志、政见。到处作报告。据称， 1976 年 9 月反复倡言反对中央“有人搞复辟”，如果这样要带人“去天安门游行示威”，“上山打游击”（没有经验、实力，却要拙劣地模仿毛泽东的凌云壮志）。同年被撤消所担任的党内外职务并开除党籍，并被羁押。
1983 年被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审判前拒绝法院为其指定辩护人。在自辩时说，自己只是一个不明真相的“小将”，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犯了该宽容和谅解的“错误”。提起对判决的上述，被驳回。在揭批四人帮和随从的声讨中，以“白卷英雄”、“小丑”恶名传世。
1991 年 10 月刑满出狱后，同年 12 月 22 日，他和沈阳农业大学讲师董礼平女士（铁岭农学院同学）在兴城县结婚（1992 年生养一女）。后受聘于辽河（集团）饲料公司，任沈阳办事处主任。1993 年出任沈阳金鹏农牧实业公司经理， 后加盟禾丰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曾被湖北知音出版集团所属《打工》杂志（武汉）炒作、盛传“已成千万富翁”，引发新闻失实、侵权诉讼（起诉于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并表示索赔所得将捐助希望小学。引起雪崩式报道，再次成为媒体名人。有论者为其辩称，起诉人依法享有隐私权，有权不被社会关注。被告回应说恪守新闻真实， 历史并不会因当事人意志而改写。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卓君 吴强《千万富翁报道失实 张铁生起诉“打工”杂志》，《华商晨报》2003 年 12 月 31 日）
文革时流行于内地的时尚鞋型。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鞋品装备的主力鞋。但在档案资料里记载的正式名称是布面胶鞋。产生于 1948 年左右，后来经过不断改进一直使用了 50 多年（此前军鞋多为农村妇女手工生产的粗布鞋）。称呼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因为在解放战争中诞生；二，因为是解放军战士穿用的制式军鞋。20 世纪 50 年代初，随着中国橡胶工业的发展，解放军各部队全部换成了解放鞋。从外观上看，为胶底帆布，黑底、黄帮、绿面儿。
朝鲜战争中脚蹬解放鞋、走路悄无声息的志愿军士兵搞渗透、奔袭，像丛林中的美洲豹一样迅疾可怕。除了作为军队主力鞋以外，在很长时间内体育运动员参加大型比赛、单位开运动会，轻便的解放鞋都曾是唯一选择。普及到了成为球鞋的同义词。普通百姓日常穿用也晴雨皆宜，方便实用。当年的市场调查说，83. 58%的搬运工人、46%以上的农民穿解放鞋（1965 年上海百货采购供应站数据）。由于军品解放鞋坚实、耐用、防滑，比民品的好。你得有地位、有身份、有关系、有路子，才能穿上军品解放鞋。因而穿上解放鞋与穿上当时一般的球鞋， 感觉自然不同。军品解放鞋与普通球鞋（不管其质量、品牌多好，价格多昂贵） 之间，有一种等级、一种特权的差别存在。文革中解放军三支两军对地方事务大量介入，政治局里的军队将领构成激增，本来已经很高的军队地位就更加显赫。以国防绿为标志的军队装备（包括军帽、军装、武装带、军挎包、军用水壶、解放鞋等）作为服装、饰物的流行趋势，拥有了更高的号召力。当时的军品解放鞋就相当于 2000 年代时尚流行的“名牌”。
普通人家的孩子能穿上新解放鞋（民品普及率高），就已经是奢侈品了，像是过盛大的节日，蹦跳、撒欢，透着神气、炫耀。城市学校学生军训要求统一穿解放鞋。如果穿上一双真正军品解放鞋走在大街上，绝对能吸引同龄伙伴羡慕的目光。军人子女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990 年代左右生产解放鞋的军工企业转为地方企业后，仍继续还为乡镇、农村居民生产解放鞋，因为一双 8 元低廉的解放鞋对不少“老（区）、少（数民族）、边（疆）、山（区）、穷（贫困）”农村居民还是很便宜和耐用。但销售量已经一年比一年少，因为中高档旅游鞋、休闲鞋已经逐渐占领市场的绝对优势。球鞋称呼也改为英文音译名的“波（ball）鞋”。国产解放鞋大量销往越南、缅甸和老挝和美、日、德等国家。
解放军总后勤部统一规定，2004 年 5 月起解放鞋退役正式，而以一种获得五项国家专利和一项军队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的新型作训鞋[注]取代之。军方发言人在解释换装的原因时说，鞋面是采用纯棉材料制成，透气性和透湿性都比较差，常常散发出难闻气味。有的战士甚至因脚气感染，影响训练和执行任务。因为材料本身特点，耐磨性差，一些战士一年能穿破五六双解放鞋。且样式陈旧、功能欠缺。供应军品的最后一条解放鞋生产线正式拉闸停产。
[注]新装备的 99 作训鞋由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研制，采用了新材料、新款式和新工艺，鞋型设计吸收了旅游鞋、运动鞋的特点，增强了对脚踝和脚背的保护功能。特别轻便，加厚的鞋底比老式解放鞋好很多，抓地力极强。
（参考资料：赵殿忠、姚鹏飞《胶鞋调查札记》，《人民日报》1965年7月16 日；王旭《我军士兵将再换新军装 “解放鞋”已退役》，《北京青年报》2004年 09 月 23 日；穆紫《漫话中国军鞋》，《经济参考报》2004 年 11 月 12 日；程文超《“波鞋”与球鞋》，《中华读书报》 2001年7月 19 日）
本义指风格轻佻、柔弱、靡丽，刺激感官，内容空虚、挑逗，乃至意涉色情的歌曲。该词的指称范围在文革中被极大地泛化了：所有表现个人情感生活，抒发个人情绪、情愫的歌曲，连民歌[注]、小调、爱情歌曲，和除《国际歌》以外的几乎全部外国歌曲都包括在内，被视为不健康、封资修文化的表现，称为名声不佳的“黄色歌曲”。抒情歌曲、尤其爱情歌曲成了黄色歌曲的首要打击目标。是不成文的禁区。其实这些歌曲多半没有色情的内容，这样的指控疑似一种因无意识性压抑而逆向发作的矫枉过正的神经质。
那是一个群众歌曲，尤其是雄壮、坚定的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压倒一切的时代。它符合道德纯洁、思想革命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高扬着反映时代生活（被规定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内容和工农兵的感情（即“大我”）的主旋律。与此相反，《康定情歌》、《梅娘曲》、《宝贝》、《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拉兹之歌》等，这些与民歌有血肉联系，抒发个人情怀、感受的歌曲，据说远离工农兵，远离时代生活，是消磨人们革命意志，腐蚀、俘虏工农兵的“毒药”。黄色歌曲的认定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标准，往往凭认定者的文化程度、个人偏好一言而决（思想越左划界范围越大、越泛）。有时甚至就以指控者的个人爱好和处罚当事者的决心大小而定。
谁唱这些歌，哪怕是轻声哼唱，哪怕是无意识的，谁就会受到批判。重则看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最低限度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思想不健康。这类罪名弹性很大，得视当事人的人际关系和事发当时的政治敏感度如何而定；往往成为爱打小报告的人，报复素有嫌隙者的口实。罪名可以上纲上线到与亡党亡国联系起来的高度。
但由于缺少吸引人的抒情歌曲，文革后期禁制相对松弛的时候，在工厂工余青工们的郊游远足，农村、建设兵团的知青乡间小路等控制边缘环境，人们仍可以在暗地里哼唱，寂静无人的夜里扯着沙哑嗓子大声歌唱，甚至还被偷吃禁果的越轨感刺激得兴奋起来。为了合法化，也有人把涉及情爱的字眼略微变通改动一下，如“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改为“跟着我的战友上战场”。在青年情侣间， 能否唱两句俄罗斯民歌还会被看作对方是否有情调、修养的表征。
1980 年代前后轻音乐（以港台邓丽君悠然自在的《何日君再来》等歌曲为代表）刚刚在大陆露头时，就曾被当做黄色歌曲看待、反对、禁止。连李谷一的气声演唱方法（并捎带上了伴奏的电子音乐），也被冠以“大陆上的邓丽君”甚至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名义，遭到严厉批评。只是由于听众的自发喜欢、追捧和高层官员的开明，使得这样的反对才没有酿成严重后果。很快成为流行时尚。见证了一段从禁锢到开放的历史。
[注]2004 年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歌之乡”的陕南紫阳民歌甚至被扣上了一顶“黄色歌曲”的帽子，一度被封禁。
（参考资料：葛兆光《香炉山“ 文革”的世外桃源》，“三苗网” http://www.3miao.com/literature/easy/xianglushan.htm；yungong 《岁月如歌》，“网易文化自助餐”）
(1917—2005)山东巨野人。笔名有狄克、水晶、吴松、常轨等。文人，政治活动家，文革理论家。
1931 年至 1934 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1933 年春参与发起成立华蒂社，成为国民党复兴社的外围组织。1935 年 5 月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据称曾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受到鲁迅《三月的租界》、《出关的“关”》反击。其间曾同国民党中统特务有过联系。1937 年 9 月返回济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 年到达延安。同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隐瞒个人加入反动组织的历史。此后从事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1949 年随军南下。
1949 年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1958 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抨击“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宣传“左”倾思想。得到毛泽东赏识。
从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发动时起，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 年初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因受到红卫兵炮打，授意严加追查，致使牵连甚广。[注 1]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等职。1975 年 1 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被选为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办事以冷静、缜密、低调、阴鸷闻名，人言有宰相之才。据称， 他伙同江青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疯狂地进行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活动，煽动打倒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挑动武斗，残酷迫害老干部，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 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郭沫若称为“狗头军师张”），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杂志 1975 年第四期）。
1976年 10 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77 年 7 月经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 被永远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 年 1 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受审全程只有他一言不发。1983 年 1 月被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1997 年 12 月减为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10 年。1998 年 1 月保外就医。
主要著作有《在巩固和扩大的陕北公学》（1938 年，延安）、《访苏见闻杂记》（1954，华东人民出版社）、《今朝集》（1958，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龙华集》（1960，上海文艺出版社）等。
[注 1] “游雪涛小组”提供的情报起了重要作用。该组织被指控是张直接操纵、指挥的,从事跟踪盯梢、绑架、抄家、拘禁、刑讯和捏造情报等特务活动, 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诬陷华东局党政领导。
[注 2]1994 年间曾有误报，说他已经去世云云。
（参考资料：叶永烈《张春桥传》，作家出版社 1993 年版；《曾是中央重要的笔杆子 张春桥不写回忆录可惜 》，“湖南在线” 2005-08-01 http://news.163.com/05/0801/14/1Q2UO71H00011246.html）
著作名。遇罗克 1966 年 10 月写作并油印发表的文章。其时“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鬼见愁）对联风行一时，大兴县斗死、打死“四类分子”300 余人（其中 22 户被斩尽杀绝）。在这篇文章里，作者针对当时流行的“血统论”──一种认为人的意识、政治观念是可以遗传，因此要实行以出身、成分为依据的政治路线的观点──进行了系统而犀利的反驳。
作者指出，“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阶级成分与家庭出身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如果要计较成分，只能对地主、资本家本人，而不是他们的子女。当时的青年，要么已经是劳动者，要么即将成为劳动者，他们不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没有理由把他们赶到敌对阶级中去。如果说针对社会群体的阶级路线在实际操作的革命战略尚有正当性，那么用它针对个人就已经有左倾嫌疑，用它祸及子女的家庭出身就根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意，而带有随意株连的封建色彩了。
文章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出自封建时代的山大王窦尔敦。血统论者的“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搜身、辱骂、拘留、殴打等等，是“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用出身压人的做法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没有什么区别。指斥它已经成为制造社会隔离—分裂的根源和压迫的“正当”理由。并呼喊“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1967年1月 18 日该文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名义，在北京四中学生主办的《中学文革报》铅印发行（前后共印 9 万份）。被辗转传抄翻印流传全国。据网友蒙泰里尼提供的图片，还有该文的油印单行本传世（见“猫眼看人” 2005-10-2 跟贴）。[注]触动了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来自全国各省市表示共鸣的来信，最多时达一天几邮袋。一份《中学文革报》可交换好几种别的紧俏的权威红卫兵小报。
遇罗克的思想成就，被集中收录在徐晓、丁东、徐友渔编辑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 年版）里，约有 8.5 万字。
[注] 广州第十八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曾翻印该文，时间是 1967 年 3 月16 日，油印单行本书封注明“供分析参考”。书封装帧配有毛泽东木刻像和语录“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内页有编者按——
《出身论》是一篇反革命的宣言书。它借批判反动血统论为名，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咒骂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发泄了他们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对无产阶级专政、对党的阶级路线的刻骨仇恨。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它明目张胆地煽动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造无产阶级的反。企图把许多有意革命的出身不好的青年引入歧途，把他们推向火坑，毁掉他们的一生。
《出身论》的出现，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是偶然产生的吗？是孤立的吗？不是，都不是！《出身论》的出现，正说明了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上的反应， 说明了阶级敌人并不甘心它们的失败，向无产阶级的又一次新反扑。‘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编者按”基调似与书封“供分析参考”的定位有距离、矛盾。
（参考资料：徐友渔《异端思潮和红卫兵的转向》，载《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 年版）
名词。1960 年代以来根据战备需要，把全国按地理位置分为一、二、三线： “一线” 指东北及沿海各省，“三线”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内陆地区，“二线”指介于一、二线之间的广大地区。其中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
1964 年到 1978 年，在中国中西部的 13 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称为三线建设。
当国家计委汇报说缺乏资金，筹措三线建设的投资计划需要开会研究。毛泽东当即说：没有钱用我的工资。其中也隐含、夹带了“大跃进”失败后对中央一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经济形势、调整步骤的认识分歧和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不满。[注 1]
从 1965 年中国开始进行了长达 15 年、横跨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投入资金 2052 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 400 多万，安排了 1100 个建设项目。大批沿海企业和技术管理人员迁移到了山沟里，[注 2]其中进川的就有 40 万人。通过新建扩建、迁建、改建，先后建成 2000 个大中型骨干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形成了 45 个大型生产科研基地和 30 多个新兴工业城市，修筑了 10 条总长8000 公里铁路干线。建成了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交通、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工业为基础，机械、电子、化工为先导，门类相对齐全的工业体系。
其中包括：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长城、水城等大型钢厂，成昆、襄渝、川黔、阳安、青藏（西格段）等 10 条铁路干线，贵州、汉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
三线建设也培养了一批干部：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曾在甘肃刘家峡工地工作13 年，温家宝曾在甘肃酒泉工作 14 年，李岚清、王兆国也曾在湖北十堰中国第二汽车厂工作。
1983 年，针对三线建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决策，对三线建设中企业布局、产品结构、技术水平等方面进行重点改造；共规划安排三线建设调整项目 201 项，到 2003 年年底，完成 190 项调整改造，剩余 11 个项目将于 2005 年全部完成。
近年来，当代史学家对此评论说，三线建设客观上初步改变了国家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给西部以后的建设提供了条件。但是，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进程过快、过急，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甚至边勘探、边施工、边投产），造成了严重后果。忽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 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忽视经济规律的政治推动决策模式也是论证缺乏科学性、造成盲目和浪费的原因。人民和国民经济为此也付出了不能提高生活水平的牺牲。
[注 1]1972年8月3 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的信中检查自己文革前“错误” 时，不得不说：“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
[注 2]还有他们的子女。后来有人发牢骚就说他们是“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
（参考资料：宋镜《西部开发三步曲》，载《新华文摘》2000 年第 7 期，P175； 王宇、张毅《国防科工委：我国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进入收尾阶段》，新华网 2003年 12 月 4 日；陈东林《1964 年三线建设决策前后的中央分歧》，《世纪中国》: http://www.cc.org.cn/）2002年3月 15 日）
偏正词组。指称个人与他人、组织与社群相处的状态的好坏，相互联系、协调周边关系的能力的大小。
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政治哲学，又是带有权宜性质的权力运作谋略。统一战线思想最初的核心，就是为了在不利环境条件下的政治角力中寻找有利于自己一方的力量组合。
靠群众运动、武装割据起家的中共，特别重视舆论宣传，通过支部把社会动员、社会控制的组织工作落实到基层。[注 1]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的根据地通常被选择、建立在经济极端落后、国家权力无法渗透的省际交界边缘地区（2000 年代前后的表述为“老[区]少[数民族]边[疆]山[区] 穷[贫困]”），穷则思变的人们在行为方式上容易铤而走险，揭竿而起，那些地区就被中共兵运战略家称之为“群众基础好”。这一评语有两层含义，一是由于贫穷，人民有推翻现存秩序、现存制度的要求，二是中共作为政治组织的影响大， 土改政策得到人民拥戴。在这些地方，容易建立政权，募集兵源。农村包围城市的夺取政权道路其实就是群众基础的军事战略学表达。
建政以后的中共，建立了庞大的党政工团系统，作为自己的把社会一体化的政权基础。而差序结构的人际关系，使中国人尤其注意做人，维系横向联系，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对集体的归属感，领导和个人都要团结大多数人，才能保证机构运转的效能。它的组织发展把考察发展对象的群众基础作为自己的重要依据之一。规定基层支部至少应安排 2 名党员对每位发展对象进行群众调查。但是对调查人数、调查对象的选择上没有具体规定，给走过场和操纵民意留下了活动空间。
毛泽东对人民群众至上地位的肯定（“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 “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有重视民意基础的成分（来自农村并曾致力于乡民调查的毛泽东具有对基层民意的某种亲和力），但到了赋予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程度， 是以他具有天然代表人民群众资格为交换条件的；实际上是利用这一概念对民意的操纵、利用。人民的神性成为毛泽东政治合法性的天道基础。
在宏观层面，文革只要不是处于急剧动荡时期，主导的政治理念仍然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集权模式。但这一指标，在当时基层政治生活的微观现实中具有极端重要性。[注 2]在那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非效率取向的价值秩序里，群众基础几乎成了评价人的唯一标准。它要求人从里（思想感情）到外（言行举止），都必须和大家打成一片，想大家所想，说大家所说，不表现出丝毫个性、个人见解，不提个人要求，跟所有人友好相处，让大家都把你当成自己人。在政治运动中是否能平安过关，晋级调薪、分房评优时能否榜上有名，全系于众口评骘的好坏，全靠群众基础了。群众基础既是磨平个人意志和性格的磨床，又是能淘汰所有略有独立性、棱角的人的一把筛子。以致一位诗人写下“生活：网”这样的诗句。
该词具有极大的辐射力：群众专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极富文革特征的组织机构和观念，都是以它为基础，或有着复杂的衍生-逻辑关系。
但是，对何为“群众基础”历来充满了分歧、抗辩的声音：为文革辩护者认为它有群众基础，批斗走资派是草根阶层被压抑民意的表达方式；否定者认为它没有群众基础，尤其是把 1976 年四五运动作为“粉碎”四人帮的民意表达、合法性基础。曾有学者观察到毛泽东时代存在政治集权和地方分权并行不悖的现象，并指出这是邓小平时代以来改革成功的连续性基础（甘阳）。2000 年代，围绕群众基础出现了操纵选票暗箱操作、求助黑社会、封官贿民等现象、做法。与之相邻、相关的词，还有“群众路线”、“群众关系”、“阶级基础”等。
[注 1]中国古代的类似表达，是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具体论证为：“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 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注 2]在实证上似乎没有得到直接印证：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显示，该词的分布状况为年平均 1940 年代 1.36,1950 年代 2.613,1960 年代 1.958,1970年代 1.499,1980 年代 2.059,1990 年代 2.435。其分布虽有起伏，但并无明显差异；1950 年代和 1990 年代偏高一点。是否说明在这一点上，意识形态和政治现实之间有言行悖反的特征？如要肯定这样的认知，似乎需要更多材料、观察和论证做支撑。
（参考资料：沙林云 《“谁说了算？” 》，《红旗》杂志 1969 年第 2 期；《发展 党 员 材 料 整 理 十 大 注 意 事 项 》 ， “ 党 团 建 设 ”http://www2.gliet.edu.cn/dept3/02/ read.asp?id=241；李仲春《“群众基础” 析》，《人民日报》1999 年 12 月 24 日）
著作名。毛泽东著作的一种出版类型。1966 年到 1969 年间（高潮在 1967 年），一些红卫兵组织将他们搜集到的曾在过去报刊发表过的毛泽东论著和毛泽东的内部讲话、文稿、批示、批语等，编印成《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论著集。有的专收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革初期的指示、书信及谈话记录。被研究者称为“万岁本”。
其中多数篇目是人民出版社《毛泽东选集》(1—4 卷)、中国青年出版社《毛泽东著作选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里所没有的。辑入文稿对普通读者来说，闻所未闻。故这类版本一问世便风靡一时，争相翻印。许多人为能读到大量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文稿（秘籍）感到欣喜，并以拥有为荣。
1966 年 5 月，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红卫兵”以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来自毛泽东 1939 年 12 月 21 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上的讲话)语录为依据，撰写了三论“造反有理”大字报。学校工作组以公开出版著作中没有这段毛主席语录相质疑，发生激烈对抗。毛泽东复信支持了红卫兵。8 月 26 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段语录，成为风靡一时的口号（谱写成红极一时的语录歌），也实际上认可了使用非正式毛泽东论著的做法。于是，以未曾发表的毛泽东指示作为政治斗争中的支持依据，被各种群众组织广泛运用。成为一种杀伤力极大的武器。
此后，中宣部等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瘫痪，中央文革小组“中央领导人”又在讲话中频频披露毛泽东“最新指示”，造成了毛泽东论著发布空前繁荣（相对读者）和出版的无政府主义（相对管理者）状态并存局面。
这些著作或来源于通过查抄或其他手段取得的中央内部文献；或来源于公开出版但未收入毛泽东著作集者。建国前在早期文化刊物和各解放区出版的报刊书籍（如《新青年》、《湘江评论》、延安《解放日报》）中曾发表的一批毛泽东论著， 和 1949 年后在《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中公开发表但未收入毛泽东著作集的言论、文章、指示等；或来源于毛泽东的战友、亲友、故旧或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的谈话及保存的有关书信（如与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等）；或来源于 “文革”中报刊、文件上新公布的及有关领导人传达、披露的毛泽东谈话和“最新最高”指示、批示等。
它们可分五种类型：综合性选集（如《毛主席文选》、《毛主席言论集》、《毛主席著作编外》、《重要文献》）；专题性选集（如《毛主席教育文选》）；书信选集（如《毛主席书信选集》）；手迹选集（影响较大的是 1967 年 2 月郑州出版的《毛主席手书选集》）；合著集（如《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首长讲话》）。
编者以各地大专院校、中学红卫兵居多，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外交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军事学院、成都地质学院、河北纺织工学院、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南昌市第十八中学等，均编印过这类版本。还有一些机关、企业、科研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如国家科委、外文局、北京电影制片厂、贵州省第一轻工业厅等。军队系统除军事院校外，极少编印这类书籍。
各种版本所收篇目差异颇大，有的版本收入的篇目多达六百余篇（分为多卷），有的仅收十余篇，很少有两种版本收入的篇目完全相同的情况（翻印除外）。河南一位毛泽东著作收藏者马清学收集到的版本，大约有 300 多种。
1967年5 月至 11 月，中央就连续下发五个文件，严令禁止各地非法编印毛泽东著作，对已经编印出版的，要求各地回收上缴。理由是这类出版物违反“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都一律不许擅自刊登和印发” 的规定；“不仅泄露了党的机密，而又差错很多”，极不严肃。1970年1 月至4 月，西安在全市范围广泛开展了以清理文件、收缴非法印刷品为重点的群众性保密大检查，共收缴这类擅自印发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和中央首长讲话的非法印刷品三十多万册和大量传单。
因此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没有收藏“万岁本”。
境外学者认为“万岁本”资料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撰写初衷，是对《毛泽东选集》(1—4 卷)的补遗，因而倍受他们青睐与重视。他们在搜集、编译和利用这批资料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收集最丰者为美国弗吉尼亚州奥克顿的中国资料研究中心于 80 年代初影印出版了《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全套23 卷，共计 5500 页，这是英文版本中收入毛泽东著作最多的一种资料)。在研究著述方面，境外学者研究毛泽东及建国后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均把“万岁本”作为重要的依据加以引用。比较权威的如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二卷)[注] 引证达 187 处，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引证达 62 处（两书国内皆有译本）。
当年有的异端思想者（如杨小凯和他的朋友）就曾从这类出版物中汲取营养。“程德明专门注意毛泽东左的经济文化政策方面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而我却注意那些能用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会下令共产党停止组织活动和支持被共产党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
近年国内学者刘跃进撰著的《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一书，用二十多个页码篇幅，详细介绍了十多种“万岁本”。有关毛泽东研究和“文革”研究的专著中， 亦有学者开始谨慎地引用“万岁本”的材料。在文物市场上已成为一个备受青睐、有利可图的收藏品种。2000 年代有人以调侃视角，编选毛泽东语录（真实版），就取材于这类出版物（因为是非正式出版物，就葆有毛泽东比较另类的一些个性和闻之解颐的粗口）。
[注]全书共三卷，国内未出齐。
（参考资料：李晓航《“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考略》，《党史研究资料》2002 年 04 月；杨小凯《联动分子》， 浴火凤凰新闻网）
名词。原义指事物发展的状况、趋势等，文革时特指对现实总体评价方面的政治判断。它悖离人们亲身的经历、认识，往往表现为政治权力的铁腕意志。在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判断面前，不能死心眼地简单运用实事求是的直观认识，而必须紧跟上级精神，从政治角度（大局观、全局观等是关键词）来把握、理解的认知方式。对于在位从政者，昧着良心紧跟形势才是明哲保身之道。
1957 年反右以后，一时的肝胆相照换来贬斥、批斗、入狱、流放，人人噤若寒蝉，再也不能、不敢据实直言；通过 1958 年大跃进的放卫星打擂台闹剧， 已经使人们学会形势的厉害，和如何顺应形势，全身自保。形势实际上就是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的指鹿为马。一种政治高压下口不应心的官场大话、空话、套话、假话，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认识上的制假贩假运动。既骗人（自保）也骗自己（内化）。人人心照不宣又人人都玩世不恭地言之凿凿。积淀成寡廉鲜耻的卑微人性和掩耳盗铃、蝇营狗苟的生存智慧。
上行下效，当时作文、发言，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本地形势、单位形势接连一片大好下来，已经成为一种穿靴戴帽的八股惯例。作文必写，每会必谈，是政治现实谎言重复千遍即真理的需要。说者姑妄言之，听者姑妄听之，彼此口、耳、心不应，并不以尴尬视之。只把它当作必须接受的一种指定仪式来看。—— 当然还有不少人，形势教育使他们对现实的肯定，已经内化为本能。
所以需要分析形势、认清形势，说明形势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地摆在那里的， 有许多假象妨碍人们正确认识形势，不能从直观看到的那样简单认定，所以需要用正确的观点指导人们去认识。分析、认识形势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关系到人们的立场、态度问题，关系到对政治任务的确定（究竟执行什么路线、遵循什么方针政策）和对我们工作的认识和信心（站到谁一边）。对具有科学理性和良知的人来说，认清形势是一种折磨、痛苦、背叛，对机会主义者来说则是投机钻营、投其所好的天赐良机。为了不干扰人们对形势的正确认识，对灾难等负面报道通常采取善意的屏蔽措施。形势还需要去跟上，不得落后形势，说明当时执行的年一些方针政策（如公安六条）常常打破既定的规矩（从内容安排到制定程序上），即使其合法性和有效性都没有得到证明，仍然需要坚定不移地去贯彻落实。否则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跟不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有人说你认不清、跟不上形势，千万别以为是小事，而可能是严厉的指控，你就要大祸临头了。
因此认清形势就成了普遍要求，那年头的形势报告也特别多。形势教育，端正认识，是当时政治学习的重要内容。而作为个人行为，对形势的肯定、阿谀， 是政治态度是否端正的必要指标。哪怕再空洞、抽象，也必须坚持这样说。一旦翻过这个认知障碍的坎儿，“新形势”，“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一天等于二十年”，“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一片大好”、“空前大好”，美词谀语喷薄而出，什么样的肉麻话都敢腆着脸说，而且花样翻新，妙笔生花得出神入化。笔者当年亦曾循例做过多次这样的荒唐事。王小波把这样的言语行为戏称为“上话语捐”。透着“沉默的大多数”的悲悯、宽厚、冷静和绝望。
（参考资料：任立新《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 坚决照办》，《人民日报》1967.06.07；宣革群《谎言与现实》，《人民日报》1969.02.19；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世纪沙龙”）
文革流传广泛的民间传说故事。亦称“三朵梅花”、“一张梅花图”。具体情节有多个版本，有的接近鬼故事，有的则呈现色情下流色彩，多数是反特故事的框架。往往随说故事人即兴发挥，随意增删、穿插一些人物、情节，有时这个故事可以连续讲好几个晚上；但基本框架都相差不大。
故事说，侦察员张强 1949 年前在重庆通过敌高级将领之女打进敌特内部， 在其豪宅秘室发现刻有三朵梅花的电台（或说墙上挂有梅花图）。线索当即被打断。这个梅花党是国民党的党中之党，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1965 年国民党元老、代总统李宗仁回归大陆，其妻郭德洁是梅花党（或说军统）核心人物，受派遣凭梅花戒指与潜伏在中共党内的特务联络。在机场王光美与郭拥抱，在宴会又主动与郭碰杯，郭明确知道暗号接上了，联络人是王光美。但郭目睹祖国伟大成就萌生背叛敌特、归顺人民政权念头，被王看破，并先下手为强用毒酒害死。[注]郭临终前将内情报告总理周恩来。侦察员张强在文革中继续追查梅花党案件，经历了医院停尸房惊险曲折后，与原敌军将领小姐不期而遇，艰难侦破敌情内幕。把王光美骗至公园擒获，敌特终被一网打尽。
这个故事嵌入了李宗仁回归大陆的历史事件，和王光美被诬陷的时代谣传， 把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的革命激情、想象与虚幻的阶级斗争恐怖、高层政治内幕交织在一起，迎合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政治理念。这个荒诞的传说故事，在文革口头文学里属于革命与惊竦相结合的另类，填充了民众生活娱乐、文化需求的空白，印证并助长了民间以讹传讹的政治迷信。曾以手抄本形式传播。
被改编成 22 集反特公安剧《梅花档案》（北京茂志广告有限公司、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出品），由执导过《誓言无声》的毛卫宁导演，周杰（饰龙飞）、董勇（饰肖克）、苏瑾（饰南云）、海青（饰梅香）等影视明星加盟，2005 年初播出。
[注]历史事实中的郭死于乳腺癌。
（参考资料：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 1953 年版，P345－346；林炎《“梅花党”传说及其流毒》，载《南方周末》1999 年年6月 11日第 10 版；张宝瑞《‘梅花档案’、‘一只绣花鞋’是如何诞生的？》，中华读书报 2004 年 11月3 日）
名词。指称的不是作为学校教育的课程（文革中叫“政治”，以后有时叫“思想品德”，有时叫现代感强点的“公民教育”），而是企事业单位、学校、军队、农村、机构等政治工作的一种形式。即，集中一定时间，完成配合中心工作、政治形势的学习任务，使参与者的思想认识统一在官方宣传的口径上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中共进行社会动员、政治运动的组织形式。起源于 1950 年代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私下俗称“洗澡”，西方的中国学、政治学者称“洗脑”）。[注]
一般安排在星期二、星期五（或星期三）的下午（这时就不办公），有时候也延续到晚上。不少于工作时间的 10—25%。政治运动的高潮期间，也安排一些连续成片的时间，停下日常工作，脱产学习。适用于机关、文化单位、学校、工厂、军队、街道、农村一切单位。进入 1960 年代“突出政治”、文革时期，后一种情况就经常化了。政治学习被列入单位工作清单时，即使是经营企业在算政治账的指导思想下，成本也是可以任意透支的。
学习的文件，有报刊社论、时事报道或上级文件等指定的内容，也有自己单位针对实际选定的文章、毛泽东和马列的著作。先由指定的人读报、读文件，接着主持者启发性发言，再由群众围绕中心、联系实际讨论，自由发言，最后有主持者做总结。有时还要求写书面的新的体会，将这些内容集中刊出在学习专栏壁报上。一般都有统一的时间表、内容、应当达到的目标的安排，有对学习进展情况的汇报制度。年终总结，政治学习的次数、讨论的深入程度、书面心得体会的多寡、效果、经验，也是重要内容之一。
积极分子的“积极”，常常表现在发言踊跃，提交文字材料及时认真，勇于联系单位、自己的问题，敢于刺刀见红，上纲上线不露怯上。落后分子或四类分子（惑于参与者都是熟人，发言某种程度的松散、随意性，会议的非正式气氛等等因素）的发言，则有可能被列入思想动态（文革时称“阶级斗争新动向”）里，作为问题、材料积累起来，到运动中算总帐。有时的联系实际从提高思想认识演变为刺刀见红的批斗，就成了“引蛇出洞”式的自投罗网。这也是人们政治表现的舞台，组织考察的重要方面、依据。
政治学习的功能，主要是配合上级规定的运动，是意识形态灌输、思想工作的重要手段；有时也用于实现基层单位的特定目标。在政治运动的间歇期或低潮， 安排了政治学习比学什么、效果怎样更重要。由于制度的经常性和学习内容的阶段性，当安排相对松弛时，千篇一律、乏善可陈的内容使人厌烦，有的领导也把它看成休息时间，放任职工自由活动，或移为用于做单位大扫除等事务性安排。或者自由发言离题万里，随便闲聊；或者成为传播小道消息、发牢骚的一个场所。政治学习形式大于内容，或干脆就是可有可无的形式。但谁也不敢懈怠。一旦这种情况被政敌抓住，就会成为挨批的钢鞭材料，陷于灭顶之灾。
直到 2000 年代政治学习仍是非常重要的议程，单位高管层（党组、党委）有中心学习组的设置，规定一个学习阶段不少于 10 周时间等。一些单位仍有周四下午政治学习不办公的习惯，受到批评。
[注] 从“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提供情况看，“政治学习”1950 年代分布最稠密，达到年平均 5.20，文革的 1960 年代仅 1.36、1970 年代 1.29。也许是因为 1950 年代是政治学习制度的草创期，强调是推行的需要；到文革时则已经过于日常化、制度化以致它已经成为空气和氧那样的存在，反倒不必时时事事强调了。就像吃喝拉撒睡不必天天讲一样。
（参考资料：赵克然《从轻政治到重政治》，《人民日报》1966年4月 14 日； 文志传《“政治学习”必须改革》，人民网 2002年7月 22 日）
以毛泽东语录为歌词内容谱写的歌曲。1966年9月 30 日、10 月 12 日、10月 25 日《人民日报》连续以整版篇幅登载这样的作品后，同类歌曲大量涌现。代表作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争取胜利》、《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也称《我们共产党人》）、《造反有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也称《世界是你们的》）等。最初是“《解放军报》编辑部和《解放军歌曲》编辑部，组织部队的音乐工作者为《老三篇》的重要语录谱写了歌曲”。作曲家李劫夫是语录歌作者中产量最高的一位。他曾发过宏愿，有生之年要把所有毛泽东语录谱成歌曲。据估计，略有 1000 余段毛泽东语录被谱成了语录歌。
这类歌曲的特点是：大众化。旋律简单，节奏容易上口，音域较窄，宜于多数未受专门训练的群众演唱；格调高昂，鼓舞人心。[注 1]但由于语录的论述语式不适合歌曲的节奏音律特点，却又不容许删削，而只能迁就，造成语录歌象念经一样，兴味索然。纵使作曲家再有才华也徒呼奈何。部队作曲家唐诃曾给《为人民服务》全文谱了弹唱曲（其中只有两句话用“念白”表现）。比较有特点的语录歌引用民间音乐素材取得一定效果（如《我们共产党人》）。最长的语录歌是“老三篇”全篇大联唱，能凑成整整一台演唱晚会，最短的只有“要斗私批修” 五个字，仍然在同一速度、调性、曲式中，唱足三分钟。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由阿尔巴尼亚作曲家从毛泽东于 1966 年 10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节选出来的一段话谱成。[注 2] 连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创作、演出的歌颂义和团运动大型歌历史舞剧《红灯照》也异想天开地配上了一首语录歌：“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时间，会议前后，早请示晚汇报仪式上，游行行列中，广播电台和高音喇叭里，车站码头，工矿商店，军营机关，农村田野……到处都是语录歌的歌声。中央音乐学院的负责接待串联红卫兵工作的师生还主动有计划地教外地同学唱毛主席语录歌。1966 年底安徽省合肥市工人举行了一次“毛主席语录歌曲演唱大会”。阿尔巴尼亚、越南等盟国和尼泊尔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来访者也加入了学唱《语录歌》的行列。成为枯燥呆板的天天读中略显活泼的调节剂。据说，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最爱唱毛主席语录歌。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想起毛主席。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更觉得毛主席在我们身边。越唱毛主席语录歌，就越是心红眼亮，斗志昂扬。”那时男女老少几乎每人都能唱几首语录歌。1971 年“9·13 事件”林彪集团在政治舞台败落出局以后，语录歌亦逐渐消失。
语录歌、红卫兵绘画、样板戏，被并称为文革艺术的三大代表性样式。语录歌当时被灌制成大量唱片，主要是密纹慢转的聚乙烯软片。据桑晔 90 年代初报道，他本人收藏有近 200 张，日本一家研究机构收藏有约 400 张语录歌唱片；即使这个数字，也低于当年中国唱片公司的发行目录（桑晔《残阳如血·文物也是书》，出处参见“毛主席像章”的注）。
2003 年中国唱片总公司制作《毛泽东和我们》选取并重新翻唱了 22 首语录歌，个别歌曲加进了说唱方式。2000 年代有一些网站能找到语录歌的收听、下载（如“墨闲居”文革专题 http://go.6to23.com/moxianju/his/wenge/yulu/、“ 战 地 新 歌 ” http://www.zdxg.com/yuluge.shtml 、“ 难 忘 的 老 歌 ” http://zbhcjx.com/wg/laoge/2003/shiciyulu.htm 等）。
[注 1]研究者评论说，语录歌在作曲上的特点是“尽量将曲调规范化、对称化，在旋律上力求简单而有效果，节拍、调式上极度贫乏”。
[注 2] ：歌词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牢固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参考资料：编者按《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人民日报》1966 年 10 月 25 日；本报讯《纵情高唱语录歌 心中升起红太阳》，《人民日报》1966年 12 月 19 日；桑晔《残阳如血·文物也是书》，载《读书》1991 年 11 期；何蜀《“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
动宾结构的联合词组。展开政治运动、抓阶级斗争、进行大批判的一种方法、认识模式：中央、北京有什么动向、典型，在外省和各级基层就要找到与之对应的人和事，挂起钩来，给予推广、落实上级精神、对照批判。例如北京揪出了“三家村”，各地也要揪出自己当地的“三家村”，马识途、李亚群、沙汀就是四川的 “三家村”；“二月逆流”揪出了谭震林，在武汉就要把陈再道等驻军负责人打成 “武老谭”（武汉的谭震林）。
这是哲学上普遍联系的观点，政治上的路线斗争观点在阶级斗争、大批判问题上的具体应用。这种观点认定：国内的阶级斗争是国际上的阶级斗争的反应， 党内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应，现实的阶级斗争是历史的阶级斗争的反应，中央与各部、省市县基层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组织人事、思想乃至世界观上的关联。因此要纠正、批判一种政策倾向、做法、思想，就要寻找它的内外上下联系和历史根源，不能就事论事；就事论事只能解决局部问题、眼前问题，无法除恶务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论搞什么斗争，批什么倾向，都要自上而下拿着框框去照套，处处找靶子，层层抓典型，刮一种风，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这种牵强附会、主观臆断、以势压人的观点、做法，已经成了不容质疑的运动教条。谁要不这样看、这样做，就是右倾。
这种人为的上挂下联，有的是简单的比附，带有攀比的色彩，有的还要求在上下之间，捕风捉影地寻找莫须有的组织、人事联系。以这种观点看来，有“黑店”必有“分店”，有“总后台”必有“代理人”，层层查、层层批、层层揪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以“上有坏者，下必甚焉”的逻辑，层层加温，越搞到下面越凶。同过事的，就是“黑帮”；有熟人、朋友、师生、同乡联系的，就是“集团”；是上下级关系的，就是“黑后台”、“黑爪牙”；没有直接联系的，也可以定个“代言人”、“应声虫”、“孝子贤孙”。寻找历史根源，就是查三代，看家庭出身、历次运动有无问题，稍有差池就要联系起来加以联想，听见风吹就是草动，看到杯弓就是蛇影，捕风捉影，无限夸大。像从枣树上打枣子一样，有理无理三竿子，总有簌簌掉下来的。从时间上看，这种方法不始于文革，却在文革中达至登峰造极，到了随心所欲、指鹿为马的地步。使貌似庄严、实则狰狞残忍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彻底变成了荒唐可笑的闹剧。中南局的特嫌案就是从抄家的照片着眼， 由此及彼，上挂下联,上至叶剑英,下至沈容父亲（曾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书记、上海市政府的人事处长，后弃政从商），从北京到广州、到香港。把这个子虚乌有“特务网”越编越像真的,越编越大。 [注]成为文革大量冤假错案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因。
即使降格以求，次一等的也要有的放矢开展批判，要求矛盾揭露得具体，把新形势下两条路线斗争的种种有代表性的表现揭露出来，抓住活思想不放松，肃清自己头脑中的一股流毒，让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看得见，摸得着，常批常新， 才能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干部的两条路线斗争觉悟。
11 届 3 中全会以后检讨过去历次运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之一，否定了路线斗争、上挂下联的方法。在纠正华国锋的错误影响时，中共中央曾要求各级组织一概不要“上挂下联”，追究责任。
[注] 有则笑话说，批判“二月逆流”时，上挂下联一直联到农村生产队。有位老队长被戴上“二月逆流小爬虫”帽子，批来斗去。他怎么也想不通，回家对老伴说：他们说我“二月犁牛”，二月间我明明在修水库，没有去犁牛嘛。
（参考资料：河南省濮阳县革委会、人武部通讯组《怎样把革命大批判引向步步深入？》，《人民日报》1969年8月 21 日；张黎洲《从“联”、“套”法中解放出来》，《人民日报》1979年8月7 日；凤凰网“口述历史”《中南局文革第一大案始末》，2005年1月 19 日）
名词。口语里也简称“串连”。特指 1966 年下半年到 1967 年初，以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或个人为主体，在全国范围内免费乘车（或步行）、接待（食宿），互相串连、交流和宣传造反的活动。是毛泽东战略安排中发动文革的社会动员措施。
聂元梓大字报向全国播出后，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率先响应，向工作组造反。受到压抑的外地造反者奔赴北京大学取经，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告状、求援， 7月 29 日到8月 12 日就有 3.6 万个单位的 71 万人次到北大。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复信、8 届 11 届全会制定并公布的“十六条”，先后造成的强大政治冲击波，仍未打破各地党政机关领导人对文革抵触、控制的态度、做法。“8·18”、 “8·31”毛泽东两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和外地来京师生，更加公开了他对红卫兵的肯定、支持，也以个人的权威、魅力吸引着各地青年学生源源不断涌向北京—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员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组织外地大中学生学生代表和职工代表来京参观、学习运动经验，交通、生活补贴由国家财政开支。坐车、乘船不要票，吃饭（北京伙食补贴每天 5 毛钱）、住宿不花钱；各大中小学校的教室宿舍、机关单位、工厂房屋、部队营房、体育场馆都腾出来开设接待站。各地政府设有专门的文化革命接待室和外地师生接待站，统筹负责这一工作的安排、供应、协调。与此同时，北京红卫兵南下北上去各地煽风点火，各地红卫兵间互相声援，“造反是一家”，到处设立联络站，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从“破四旧”开始，发展为强烈的政治行为，达到了毛泽东预期的“天下大乱”。
串连从单一的以北京为目的地，到开始向南京、上海、成都、武汉、广州、长沙其他地方辐射分流。出现部分工人、干部离开岗位参加大串连，不少人乘此机会探亲访友、游山玩水。引发了全国范围持续不衰的客运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火车超载均达极限，限载 100 多人的火车车厢装载到 200－ 300 人，茶几上、行李架上、座椅下、椅背上、过道里挤满了乘客，连厕所里、车顶上都有人。铁道部增发了红卫兵专列，仍然无济于事。步行串连、徒步长征就是在这样的窘况下提出来的一种变通、应急办法。
参观革命圣地的目的地多为延安、井冈山、韶山等。无规则流动的红卫兵有极大的盲目性、偶发性，他们往往突然蜂拥而至，使接待地井冈山高峰时达到10 万人。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闭馆时间推迟到 23 点 30 分，其所辖 17 个接待站仅炊事员就有近千名，先后接待红卫兵 100 多万人，耗资 250 万余元。由于人力物力等接待措施跟不上，红卫兵在冰天雪地里冻饿甚至紧急动用军用直升飞机空投救援，仍出现过各种人身伤亡事故。
串连使学生红卫兵脱离日常生活角色和行为规范，进入自己确定行动目标的无政府状态，虚假的自由、崇高感，刺激了革命造反、打破修正主义党政体系的想象。与毛泽东 1966年6月 10 日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的原初设想相一致。这一举措，造成了原有运转秩序的全国性瘫痪。
1966 年 11 月中央文革认为借串连发动文革的预定目的已经达到，回原地、原校搞运动是当务之急。11 月 10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大会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倡议书》。同月 29 日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1967年2月3 日、3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两次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各地接待站陆续撤销，合法串连到此截止。其余波亦逐渐减少以至结束；最晚的一直延续到了 1968 年。部分越界到越南参加中国援越部队、到缅甸参加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被称为“国际大串连”。有秦晓鹰《偷越国境的红卫兵》、黄尧《最后的音符》志其事。
（参考资料：江沛《红卫兵狂飙》，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燕帆《大串连——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旅游》，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名词。含贬义。常与“乱搞”相连、搭配使用；有时也直接用“乱搞”代之。一般指婚姻外（包括未婚和已婚者）男女间含有性色彩的接触。但由于词义的模糊，外延时而宽时而窄，弹性较大。与“作风问题”、“生活作风”等词语义相近； 只是它比较口语化，不如“作风问题”、“生活作风”来得正式。在口语组成形式上虽然省略了“不正当”的修饰定语，实际上还是把它当成“不正当男女关系” 来使用。用后文革时期的语言，可以把它叫做“婚外情”、“婚外恋”。在当时， 几乎就是“道德败坏”的同义语。已婚者的暧昧关系、偷情叫“男女关系”（较少），未婚男女同学、同事、街坊、朋友间的接触，以婚姻为预设目标的谈恋爱（有亲昵关系的）叫“男女关系”（概率较大），一般交往（无亲昵关系的）也叫“男女关系”的（概率较小）。文革文化的禁欲色彩，要求人们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思想革命化、行动军事化，抹煞、取消私人生活。往往是把后两种正常或基本正常的交往，无事生非、捕风捉影地说成非正常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男女关系。与鲁迅先生所说看见男女交往就联想到性交的国民性心态，如出一辙。把纯粹属于隐私的私人生活置于公共生活范围，许诺无关第三者和社会组织都可以干涉的正当性。因为对性的控制，已经被纳入了整个社会控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实当年有相当一部分婚外情是还没有涉及到性的，也即是说还不是非婚性关系，仅仅是一种互相倾慕，心心相印、倾心相爱的，不是说发展到性关系就怎么样了，而是往往没有来得及，或在强大恐惧的心理压力下渴望而害怕、逃避男欢女爱，就被当作了非婚性关系对待。张洁成名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所写的就是那样一个年代的柏拉图式悲凉爱情故事（而在小说发表的当时却被理解为崇高）。
为平淡寂寞的庸常生活抹上一道奇异绚丽色彩的，正是那些沉湎于男女关系的痴男怨女们。他们敢于蔑视世俗法度，忠于自己的直觉、感情、身体，在无性的人间张扬地、挥霍地宣泄情欲，使周围处于萎缩状态的人们感到了自卑、被侵犯，于是他们愤怒，妒忌，不能让得到性的馈赠的当事人再收获安宁，于是他们扑上去，用脏水溅泼异己的犯禁者，让犯禁者被兽性化，蒙上不道德的恶名。他们被戴高帽游街,被挂上破鞋挨批判。至于那些冒犯军婚（无论是否两情相悦） 或利用权力祸害女知青的，更要遭到法律的惩办。在此过程中人们得到的补偿是， 既变态娱乐地释放了利比多，又在犯禁者的蒙辱里多少弥补回他们在性压抑的黑暗里受到的损失。
王小波《黄金时代》描写的王二和陈清扬“搞破鞋”故事，就告诉人们，对身体和性的禁锢（扭曲）如何成为对人的禁锢（扭曲）的一部分，以及主人公怎样从这禁锢中挣脱出来成为他们自己。
后文革时代仍然经过漫长的转变，人们才学会把两性关系当作私人事务，而与他人无关。婚外情再终于被放置在组织惩罚和法律惩罚之外。
[注 1] 1979 年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一四四团医院护士蒋爱珍被人（出于派性）诬陷与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张国政乱搞男女关系，受到组织审查，大字报揭批， 8 月 29 日枪杀 3 人。
[注 2]最极端的表现是，林彪曾在政治局会议给所有在场者出示过一份书面证明：“叶群结婚时是处女。”
（参考资料：本报讯《蒋爱珍为什么杀人？》，《人民日报》1979 年 10 月 20日；lulu2004www《知青生活与性》，“考研论坛”；《悲哀的“破鞋”——王小波 “黄金时代”人物形象分析》）
中国卫星工程于 1965 年启动 5 年后，1970年4月 24日 21时 35分 44.7 秒长征 1 号运载火箭携带东方红 1 号卫星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
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 439 公里、最远点 2384 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 68.5 度，绕地球一周 114 分钟。卫星重 173 公斤，用 20009 兆周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卫星运行情况良好，各种仪器工作正常，遥测仪器不断发回各种数据。
报道说，这次发射是“一次成功”，它是“我国广大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响应毛泽东主席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我国发展空间技术的一个良好开端”。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 5 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从此拉开。又一次激起了类似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举国狂欢，发号外，游行，庆祝。这次发射深层暗含的意义还有， 中国已成为拥有远程火箭发射能力的核大国，扩大了自己在国际政治舞台和核裁军问题上的发言权。取得了军事战略和政治上的双重收获。直接的积极影响是， 在分裂的社会生活里，注入了有利于人们认同现实政治的凝聚力、润滑剂，一定程度缓解、延迟了认同危机。
负责这一工作的有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发射基地司令李福泽。当年负责运载火箭发射点火操纵员的胡世祥 1990 年代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
1975 年 11 月 26 日，首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3 天后顺利返回，我国成为世界上第 3 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到 2005 年，我国成功研制并发射了 60多颗人造地球卫星和 5 艘“神舟”号飞船，初步形成了 4 个卫星系列（返回式遥感卫星系列、“东方红”通信广播卫星系列、“风云”气象卫星系列和“实践”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系列），完成由试验卫星向应用型卫星的转化。2003 年 10
（参考资料：《新中国纪事1949－198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P477； 孙来燕《坚持科学发展观 铸造航天新辉煌——纪念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 35 周年》，“国家航天局”2005-04-29 ）
文革强调、贯彻阶级路线时，考察人的家庭出身的一种极左做法。即家庭出身（成份）的认定、填写，要往上追到祖父那代上去。这不但是红卫兵的自发主张，也得到中共高层的提示、许可、支持。[注 1]这已经超出了土改划成份的政策界线：以本人和家庭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为准。越代追究家庭出身，作为论定人的政治态度、阶级立场的依据，已经带有封建色彩的血统论倾向。但在官方舆论机器上，仍然把“动不动就查三代”看成“随意扩大范围”的“左”的偏向。
中国古代讲究出身门第由来已久。如下级初次见上司，学生初次拜见老师， 就要自报三代。l932 年毛泽东领导的江西瑞金云集地区查田，把混进中共基层支部和政权的地主分子清查了出来，他们利用职权包庇的地主富农分子也经群众揭发而重新划定了阶级成分。当时就有查三代、甚至查四代的做法。[注 2]中共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所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三查三整”，就把“查阶级” 摆在其他两查“查思想”、“查作风”前头。保密工作（公安、国防科研、军事工业）的从业者，政治审查的查三代始于 1950 年代。
文革极大地普及了查三代的做法。其指导思想，是务求严格，穷本尽源，一追到底。查的具体操作方法，是自报与组织调查相结合。自报出身分口头报和填表两种，组织调查就是内查外调相结合。自报出身就要报到祖父那一代（一些人连祖父的面也没有见过）。外调就要派专人到你所在的街道、居民小组、派出所、曾经工作过的单位甚至原籍去查，翻阅档案、查问知情人。在具体掌握上，不同环境还是有不同的尺度。如果在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成堆的地方，尺度就宽一点， 只要与工农沾边就行；如果在工农出身主导的地方，就严格一些，查得一丝不苟， 祖上但凡有人“阔”过就揪住不放，不容一个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滑过。如果有人硬要与人过不去，就会直系里查不出问题，查旁系——专看“九族”、“三代”里有没有“地、富、反、坏、右”,有没有“海外关系”。
查出是黑五类的，轻则收进学习班，挂黑牌、缝白条（在衣服上）注明成份， 免得混淆了阶级阵线。后果严重的有给批斗、推打，活活打死的。两派辩论前的必要程序是双方主辩自报成份，如果不是红五类的，或出身血统纯度差一点的， 还没有开讲就已经低下去一头，往往被揪住软肋穷追猛打，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哪怕父母是革命干部,但爷爷、姥爷的成分不好,也不能参加红卫兵。
直到文革后这种查三代的做法，方得到根本改变。1978 年招生制度改革,不用“查三代”,而是择优录取了。让许多文革被拒于大学校门以外的黑五类子女才有了求学机会。黑五类、剥削阶级的成份也在陆续摘帽、改正当中。入伍、入党、提干的家庭出身限制被大致打破。
在日本政府工作，事关官员升迁也要查三代，看家世血统、配偶是否纯正。如果与外夷通婚，就要受影响。韩国调查亲日历史，把与日本合作的“韩奸”、“创氏改名”发起人、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人、当过少尉以上日本军警的人，都列入被调查和追究的对象。并编纂《亲日人名录》、《亲日辞典》，收录亲日的人与事。对这项工作的正当性，韩国朝野和各界围绕着调查形式、内容、对象等诸多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
[注 1]周恩来父亲是小职员，祖父是封建官僚，所以他填的“成份”是“封建官僚”。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说，看父亲你可以填“职员”，周恩来答：“我才不呢，应当查三代”。
[注 2] 用查三代的办法查阶级，以致将贫、雇农、红军家属祖上曾经是被当做现实的地主、富农看待。模糊了阶级界限、特别是富农与中农、富裕中农的界限，使打击面过宽。缺乏“科学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缺乏农村社会调查，是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
（参考资料：张敏《遇罗克和他的人民》；北京部队生产建设部队某部党委会《认真落实党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人民日报》1972 年 10 月 8 日；张凯峰《土地改革与中国农村政权》，《二十一世纪》2004 年九月号；髙王凌《土地改革——“改天换地”的社会变动》，“香港中文大学”“文章选刊” http://www.usc.cuhk.edu.hk.easyaccess1.lib.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740；《月是故乡明》，“白鹿书院” http://www.oklink.net/00/0213/moon/015.htm）
著作名。1967 年 11 月 17 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红旗》杂志1967 年第16 期据新华社通稿转载）。据考证，此语出自林彪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也简称为“大树特树”。
1967 年 7、8 月，总参谋部政治部接受军委四人小组写作有分量的学习与批判文章的任务，起草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文章送给在外地作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期间联络员的杨成武读后，转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陈伯达通看、修改该文后，认为应由杨成武署名发表。[注 1]虽经杨成武提出异议，叶群又以电话通知他，林彪坚持应用杨的名义发表。杨成武这才出于服从、接受成命，以他的名义发表。
在时尚[注 2]使然的情势下，该文起了锦上添花（也有说画蛇添足）的作用。该文在《人民日报》揭载后，给当时盛行的造神运动火上浇油，推动极大。
毛泽东却对此进行了多次严厉批评：“标题就是错的，是形而上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写人的绝对权威”，是“要执行奴隶主义”。“全党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1967 年 12 月 17 日毛泽东又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
细品这些批示言在此而意在彼，不象单对杨文而发，与其说是就事论事的战术性反弹，不如说是论理性的一般辩驳。其中可能包含了毛泽东更为广泛的某种战略性命意——以貌似宕开闲笔预作将来为造神降温的伏笔。1971年8月 30日毛泽东南巡（九一三前夜）在长沙的谈话就再次提到该文，说“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锋芒是指向林彪的（着眼于政治而非理论）。
1968 年 3 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后，陈伯达、林彪等都把该文列为杨成武的一大罪状。作为对打倒杨成武的合理化解释。“大树特树”文章虽然被批判了， 但批判并未公开进行。“大树特树”思潮实际上仍然盛行了很多年。
文革后的清算，除了延续毛泽东的政治批判思路外，还指控大树特树是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宗教化。
[注 1]杨当时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文章由他署名，对外有暗喻声音是来自军队的用意。
[注 2]《人民日报》1967 年 10月1 日刊载两报一刊国庆社论（两报一刊社论的首次亮相）《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指出：“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我们取得一切胜利最根本的保证。我们必须大树特树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坚决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
（参考资料：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炎黄春秋》1999 年第 10 期；《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3 年版）
动词。流行于文革初期。对在群众性集会上向被批判者施虐的一整套做法的称呼。它与批斗相似，都是批判加斗争，但揪斗的暴力色彩更突出、更直接、更血腥。被揪斗者，从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等牛鬼蛇神，到走资派、对立派的战败者，历史反革命（国民党军警宪特等）、现行反革命（呼错、写错口号，说错话，亵渎领袖画像、红宝书类圣物等偶发事件引起）。揪斗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派。
揪的务虚的方面是“文斗”，揪住不放，蛮不讲理，不是你也是你。抓住只言片语、远近社会关系、一个动作眼神，鸡毛蒜皮（即俗称揪小辫子），都要索隐出微言大义，不要逻辑、因果关系，上纲上线，从不满现实，一直要上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才肯罢手；甚至可以捕风捉影，自由联想，牵强附会，无中生有，一口咬定，不容分辩。一阵阵强令坦白，稍有迟疑，则会场之上“打倒”口号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在证据的搜罗上，通过背靠背揭发、当事人写材料，宁枉勿纵，风闻也当铁证；通过抄家，举凡日记信件、旧时代照片、金银首饰、文物、古旧字画、中外文学名著、西装、旗袍……都可以拿来作为“四旧”，渴望“复辟”的罪证。其核心任务是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挖出阶级斗争新动向。既是攻心、诛心的批斗，令被揪斗者处于大行细节、过去现在无所遁形的恐惧，又为升级为“武”的阶段做准备。
揪的务实的方面是“武斗”，施与者没有法律和良知的任何禁忌。具体做法， 包括强迫给被批斗者戴高帽子，挂牌子，脸上涂墨汁，剃阴阳头，站高凳，罚跪， 揪头发，喷气式，用铜头皮带殴打，身上贴大字报，游街……人格凌辱和肉体摧残并举。揪斗王光美还强迫其穿上出访印尼的服装、帽子、戴上项链。批斗的场所，有本单位的大小会，有本系统的大会或省、市一级的广场万人大会。揪斗者的理由，是通过触及皮肉来触及灵魂。处于边缘、不够揪斗标准的，或者已经被作过主要斗争对象、轮到下一个时的，也要陪斗。
级别最高的揪斗是 1967年4月 10 日在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省市一级的走资派，还被当作稀有资源，轮流揪斗，在群众组织之间借来借去；约定批斗时间， 按时归还。连关押在监狱里也不能幸免（斗完归监）。关系好的先借，疏远的后借或不借。掌握了走资派的出借权，就掌握了革命、正统的王牌，掌握了话语权， 说话就粗声大气。因此也有为抢夺走资派而引起武斗的。高层民主人士因关乎统战政策、对外形象，得到特别保护，采取派军人在住宅站岗等措施。高层官员也被藏到军队所在地、医院等处保护。但这种保护多数只能持续一段时间。
有病的被揪斗者即使因高血压发作、腰肌劳损无法站立，只要没有倒下都必须带病坚持，才是态度端正。被批斗者中不少人因看不到希望，无法忍受凌辱而自杀，如老舍、傅雷等。也有自杀未遂者，日子更难过（对抗党和人民）。
揪斗者不但不负法律责任，随意呵斥打骂，打骂越狠越革命，像对旧社会的地主恶霸一样。而且毫无愧疚之意，其逻辑是敌人不是人，他们的死“自绝于党和人民”，“死有余辜”。革命的正义感，使批斗者拥有致死人命的豁免权，超越于超阶级的腐朽的人性、人道之上。
据说揪斗也有指标的。如果批斗表现不积极，该批不批者（造反派、群众说了算）肯定会祸及自身，被当成右倾来批评，乃至揪斗。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曾规定，不搞政治运动，更不允许搞 “大民主”，严禁揪斗、严禁人身侮辱和人身迫害。
（参考资料：孔庆东《口号万岁·跟父亲蹲牛棚》，华龄出版社 2004 年版； 楚 风 《 平 凡 的 家 史 · 战 斗 中 的 繁 荣 》 ，“ 八 斗 文 学 ” http://www.8dou.net/html/library/13707/）
名词。口语里简称“反标”。指称与现行政治观点、政策相异、相对抗的标语。如：打倒中央、地方的政治领导人（“恶毒攻击”）；表达对土地的要求，呼吁单干、包产到户，拥护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等等。但也有相当多是污损有关领袖人物的文字和图像，或在上面打叉，而被划归反动标语案件的。
1967年1月 13 日颁布的“公安六条”把书写反动标语列入“应当依法惩办” 的“现行反革命行为”。反对中央文革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后来被扩大列入反革命范围。即使因意见不同书写打倒中央文革等口号的，也是反动标语。
发现反标（多为“打倒毛主席”），就要作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敌情），层层上报，组织保卫、治安人员（单位）和公安民警，进行日夜连轴转的大规模清查； 被限期破案。常有涂鸦留痕的厕所是“反标”的高发地点。[注 1]从笔迹、纸张等线索入手辨认、查找疑犯，按成分、政治表现、作案时间等条件排队逐一甄别。让嫌疑范围的人留下笔迹，以供比对、排查。如果“反标”是剪贴而成，就要寻找废弃报纸或其他印制品残留物。群众办案和职能部门相结合。追查时确定了嫌疑对象以后，限制行动自由、长时间连续提审、讹诈诱供、批斗、假枪毙等逼供信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注 2] 有人因为复述“反标”内容而被当成呼喊书写罪论处。有人被仇家搜集手迹剪贴成“反标”。有人受不了批斗、毒打就承认书写“反标”。有人在对追查、批斗的恐惧中自杀。
虽然有些“反标”仅仅是出于精神紧张、疲劳而误写，但无论由于主观故意（恶作剧）或客观过失的原因，都要被视为预谋作案，课以严厉的处分：批斗、戴帽子、监督劳动直至判处徒刑（5 年到 20 年）。据长春市南关区侦破“反标”案件的办案人员 1970年5月 26 日的记录，从1967 年 4 月 18 日算起，到 1970年5 月，共发生“反标”案 704 起。其中 1967
每当出现反标，就会引起所有相关人的紧张，害怕如果查无线索，说不定会有灾难降临自己头上，被揪出来顶缸。清查过去便成了人们闲谈议论的话题，幸灾乐祸着又躲过了一劫──又给贫乏无趣的生活增加了一点谈资、“佐料”。更有神经过敏，能从人民币或“黄金叶”牌香烟商标的叶子脉络中看出反动标语，从描绘丰收油画的麦浪里看出“蒋介石万岁”的阶级斗争积极分子。在当时哄传为新闻。人人处于莫名的兴奋和期待中：“我能抓到‘反标’吗？”
[注 1] 从此一现象看，一些反标其实是恶作剧、随机宣泄性质的顽童作品， 并无政治上的故意。
[注 2]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中《八岁的死刑陪绑者》，写的就是追查反动标语的故事。
[注 3]青少年处于青春期的情绪不稳定状态下，容易用极端反社会行为发泄心理郁结，并不带有明确、自觉的政治诉求。
（ 参 考 资 料 ： 李 梧 桐 《 不 堪 回 首 》 ， http://www.89890.com/Article/art/wt/A/200410/32453_11.html；姜东平《文革时期的特殊教育》，《文史精华》2005 年第 4 期）
防空洞挖掘，在中国现代始于抗日战争。但大规模普及是从 1960 年代中期开始，基于对国际形势的严重估计，毛泽东强调突出备战问题，要准备粮食、布匹，挖防空洞、修工事。1969 年 8 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成立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担任该组组长；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成立各级人防领导小组，在全国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于是人防工程规模在已有的基础上迅速扩大，人防工程的规格不断提高。1972 年 12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国家决定每年用 6 亿元来搞人防工程建设，其中，4亿元由国家财政经费中支出，另外 2 亿元分别由地方自筹和集体企业自筹。
挖掘防空洞的指导思想是：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和“三防”（防原子武器、防化学武器、防生物武器）。除了青壮基干民兵被组织参加挖洞，一些黑五类、牛鬼蛇神也被强制参加惩罚性劳动改造，每天十几小时高强度的打炮眼、爆破、除渣。机关干部参加劳动，也有安排挖防空洞的。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门把挖洞作为中小学生学前教育和劳动课的内容：上午军训，下午挖防空洞，过了四周才上课。不少市民下班之后拿着自家工具，自发地挖防空洞，每天挖到晚上 11 点多才休息。各地还组织了防空知识的群众性普及教育，并举行大规模防空演习。
10 年努力收获与苦涩并存。北京防空洞连绵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城：距地面八米，最深处可达 10 多米，宽 2 米，全长 30 多公里，可容纳 30 多万人； 空间布局上有沟通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直到西山的秘密通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防空工事。从毛家湾入口进入的“769”毛泽东遗体保护室（遗体处理的临时存放地）原来是某医院的地下手术室，设施完善。就是这个地下城的组成部分。复杂的防空洞路网，能使初涉者迷路。但亦有不少防空洞因地理位置不佳、工程质量较差、设计不合理等原因，被废弃成为负效建设。
迷阵般的防空洞路网，作为大规模群众运动成果的庞大物质存在也反向强化了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让人们切身感到帝国主义侵略、国际阶级斗争巨大威胁的栩栩如生、迫在眉睫。激发了当时人们的战争想象和同仇敌忾的亲政府情绪。个别被当作牛鬼蛇神的关押场所。偶尔成为年轻恋人约会时避人耳目的“老地方”。民间故事讲述者常把阴暗、潮湿的防空洞作为包括鬼故事在内的惊悚故事的背景舞台，在娱乐中微弱地回应着阶级斗争的时代主调。
1978 年 10 月，第三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制定了“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平战结合，质量第一”的防空洞建设方针（1991 年改为“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到 2000 年代前后我国各地利用人防工程开设旅馆 14700 多家，商场、商店、饮食店 11200 多个，文体活动场所 6600 多个，生产车间 9500 多个，仓库 13300 多个，停车场 7300 多个。据称，“九五”期间全国人防平战结合安置
1997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正式实施，以法律的形式对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进行了规范。为严格实施这部法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大都市相继出台了一些地方性配套法规，规定全国人防重点城市新建民用建筑必须修建防空地下室，用于居民战时防空隐蔽。房地产开发等建设工程损毁人防设施的，损坏多少面积就要易地赔偿多少面积。
经历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轰炸先行的战例后，我国军事理论界部分人士倾向于重新肯定防空洞建设。与此同时人们注意到，据国外有关机构公布的资料， 将全体国民隐蔽到地下的能力：以色列是 100％，瑞士是 90％，瑞典是 85％， 美国是 57％。
1969 年上海市重组黄浦区人防领导机构，充实区人防办干部力量，抽调军地干部 31 人、工作人员 16 人，设组建制，实行军政共管。1970 年 3 月区人防办下设区人防工程指挥部。全区兴起“房子底下挖洞热潮”。发动群众献砖献料， 建窑烧砖，整修大楼地下室，修建大楼隔水层，组织民兵开挖主要马路连通干道。群众自发利用空旷地带挖掘临时性简易掩体 1774 个，计 2.6 万平方米；防空洞6337 个，计 6.7 万平方米；防空壕 137 条，计 4000 平方米。这些临时简易工事后均毁弃无存。
1970年2 月，长沙路街道新桥居委 7 户居民将住屋地下挖掘连通。截止 1978年构筑人防工程 653 只，70％工程是在房子底下构筑；组织民兵开挖南京路等四条主要马路连通干道，跨越 26 条马路，穿越 28 幢大楼，连通 116 家商店、45 个单位，形成连通布局。1992 年底统计，境内已建成人防工事 855 处，其中符合战术技术要求等级工事占 29.3％。
1969 年 12 月 31 日上午，区人防办在广东路街道平望居委会进行居民就地疏散和检验防空专业队伍动作为主体的防空战备演习。有中小学生、在职职工、商店营业员、集体事业生产人员及里弄居民 2836 人参加。]
（参考资料：王建云、贝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透析》解放军报 2000 年 10月 11 日 ；罗丹《记者探访北京防空洞景点:可容纳 30 余万人》，《竞报》2005 年 04月 06 日；《黄浦区志·第二十五编军事》 第六章“人民防空”）
“干打垒”是北方农村特有的、用土作原料建筑的房子。曾在东北被普遍采用。除了门窗、房檩需要少量木材外，就地取土，把土装入活动木板内，用木夯铁杆分层夯实筑成墙壁，房顶用当地的羊草绺成草把子作垫层，上覆泥巴抹光而成；取暖则用火墙或火炕。因厚墙厚顶，结构严实，冬暖夏凉，适合居住；且施工简单，操作容易。就地取材，随处可建，便于短期突击，大面积地进行建筑。
1930 年代抗战时，孙越崎领导开发建设玉门油田时就曾建筑、居住。1950 年代解放军部队营房建设就采用了干打垒建筑结构。取大孔隙粘性高土壤垒墙， 建筑材料不用花钱，建房速度快。砖混结构的平房、楼房并不多，只有大城市或者部队团以上机关才能见到。
1960 年代困难时期大庆石油会战为了解决几万职工住房和上万台设备、车辆入库以及储存蔬菜过冬的问题，大规模建筑干打垒房屋。杏树岗青年突击队在当地老把式的指导下，建成 512 平方米干打垒房屋和 2500 平方米干打垒房屋主体，总结了一套干打垒施工操作规程和质量标准，改进了打筑板、规格夹板工艺， 试制出了电动打垒机，使建筑工效从每人每天不足 1 立方米提高到 2.4 立方米。
1960年6 月到9 月底的 120 天左右，全油田完成了近 100 万平方米的干打垒住房，萨尔图草原上出现了“七一村”、“八一村”、“新市村”等新的居住点， 真正实现了会战指挥部“人进屋、机进房、车进库、菜进窖”的目标。房屋每平方米平均造价最多不超过 30 元，一次投资比建筑楼房省钱六分之五。
1960 年代中期开始的三线建设，借用了大庆油田的建筑经验。除生产设施采用高标准之外，住宅全部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用鹅卵石、黏土、水泥等建造的干打垒房屋，成为三线标志性建筑。到 1990 年代末仍有部分地区在使用。
文革开始开展全国学大庆运动，干打垒被应用于民居建设，各地建起一批建筑标准很低的的简易住宅楼。特点是居住面积小，空间局促，屋顶矮，墙壁薄， 外墙裸露，内墙也只粉水、不涂抹。建筑类型和整体风格（窄、小、矮、薄、陋） 接近于干打垒。甚至许多民宅就是直接用“干打垒”的方式建造的。此一时期时期，完成住宅建设面积少，质量低劣。建筑不配套，厕所、厨房都是共用的。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仅 3.6 平方米。不但父母子女住在一间屋子里，三代人、四代人也同居一室。
1970 年到 1976 年建设第二汽车厂，国家投资 20 亿。除宿舍搞了 100 多万平方米的“干打垒”建筑外，极左领导者强行要求在厂房外墙、隔墙，甚至工位器具、钳工台上推行“干打垒”。厂房设计得过于简陋，薄壁型钢屋架、轻型檩条(由钢筋焊成)、单槽瓦。由于轻型檩条发生因结构破坏而高空坠落的事故，人们就对屋架和檩条进行了一次全厂范围的加固，屋面加上矿棉保温层和瓦楞铁防水层。而且是在载重情况下高空焊接的。这种建筑墙体收缩非常厉害，居然做到四层楼，而楼梯间却是砖砌的，结果变形不协调，墙体裂缝大到二、三厘米。实际上是“节而不省”、“欲速不达”。
1980 年代中期以后，在“下山、出沟、靠城”指导思想下，军队营房建设规划向着稳定型、永久性现代化营区迈进。民居建筑更是领先一步，在 1980 年代危旧房改造和 1990 年代房地产开发的相继推动下，久已告别干打垒时代。2000 年代前后有不少境外建筑师在中国大展拳脚，留下许多传世经典作品。
（参考资料：宋连生《工业学大庆》，湖北人民出版社；谷昊、王文斌、刘璇《营房建筑：一首凝固的诗——透过我军营房建筑艺术的发展看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解放军报 2000 年 12月8 日；张登善《我亲见亲历的荒唐工程》，《炎黄春秋》2002 年 10 月号）
名词，政治运动的省称。该词的构词能力极强：作为根词在前加修饰成份可组成“政治运动”、“群众运动”、“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运动”、“批清运动”、“批林批孔运动”、“反回潮运动”等；以该词为修饰语可组成“运动对象”、“运动后期”、“运动员”等。
作为现当代中国一种特殊的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它意指由中共领导核心制订目标、方针、政策，一元化党政运转系统组织保障，统一指挥，动员全社会为实现政治、文化革命而进行的规模浩大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和政治行动。其目标、方针、政策，形式上由中共领导核心（政治局）集体制订，以内部文件形式逐层下达，程序是从中央到地方（由中央而部委局，总政、总参、总后而各军兵种、各军区野战军，省市党委而工农商学基层支部、行政），从党内到党外；同时辅之传播媒介公开的新闻报道、社论，协调运动的发展。新闻报道树立示范样板， 提供操作经验，制订时间表，发布信号，对表，社论则从理论认识上进行指导， 讲解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和怎样做，并对运动中的问题提出纠偏措施。
运动一般分为传达、动员、展开、过关、总结、纠偏六阶段。
传达阶段：在基层先向党员、干部传达，再向党外传达；先向积极分子（自觉参与政治活动，交了入党申请书，常向组织汇报思想和其他情况的人）传达， 再向一般群众传达。
展开阶段：一方面把已确定的对象抛出来，上挂下联，大字报铺天盖地，揭发批判敲开场锣鼓，造气氛，示范；一方面动员群众揭发，让运动对象、有问题的人自己交待，边揭发，边交待，边组织新一轮的“批判──揭发，揭发──再批判──再揭发”……一直循环到组织者认为充分为止。由于运动对象的确定依据是历史情况和现实表现两项，左中右的排队并非一成不变，偶然的情绪波动、出言不慎、口误或曾经有过的言行失常，随时可能被素有嫌隙者、左得真诚执著的老实人抓住，上纲上线，夸张为大是大非问题。此时局势波谲云诡，高潮层出不穷，情绪跌荡起伏，戏剧性强烈；牛鬼蛇神纷纷落马，揭露出来的阶级斗争越来越触目惊心，让人觉得“幸亏把敌人挖出来了要不然真危险啦”；人人自危，心情紧张，害怕灾难骤然降临到自己头上。这与组织者的再三强调有关：擦亮眼睛，大胆怀疑，不放过一个可能为害党和国家红色江山的隐患。
过关阶段：对被揪出来的运动对象，进行以彻底交待为目的的批斗（常伴随着轻重程度不同的武斗），施以剥夺行动自由的隔离反省，摧毁其意志；并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攻心，动员家属、子女劝说运动对象积极配合，不要采取抵触态度。一些顶不住压力的人，被迫按组织者的要求随意给自己罗织罪责， 以求暂时的放松、喘息。属于人民内部的绝大多数人则要表现出对运动对象的认识、批判和同仇敌忾的敌意，同时联系自己的实际，找出与革命化境界的差距， 深刻挖掘思想中的旧影响，发誓要成为新人。这时既不能把自己说得太干净，没事儿人一样，那会显得你没有自我批评精神，缺乏真诚，态度不端正；又不能把自己的过错说得太多，那会把自己划到运动对象的圈子里去了。经个人检讨、群众评议、组织者认可，你才算终于脱了干系。
总结阶段：对运动对象、对群众在运动中的表现作结论，存入档案，决定奖惩，选出积极分子给予表彰。通过内查外调，对运动对象落实定性、处理，调离原岗位，工资降级，交群众管制，给行政处分，甚至劳动教养、判刑，开除公职流放农村；将全面情况、经验教训梳理成条条款款形成报告上交；上级点头认可， 运动即告结束。
运动六阶段是一般规律，也有特殊情况：或缺少这阶段那阶段（如传达、纠偏），或两阶段被合到一阶段（如传达、动员）里。
运动的工作方法有：派工作队（组），书记蹲点，引蛇出洞（反右），扎根串连（四清），抓典型（开现场会）以点带面，抓两头带中间，打击一小撮、教育一大片……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即，完全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上级部署来安排落实，不能走样，须与上级领导的意图、时间表相吻合，不允许本单位的人事矛盾、个人恩怨、领导班子的意见分歧，和外单位影响、人情关系来干扰。
运动作为中共社会动员的传统方法起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其时它具有社会整合乏力时从边缘挑战主流的瓦解力；战争状态下的党内斗争也使用运动的方法，是维护内部高度一致以对敌、不得已而为之的强制手段；1949 年执政后，运动成为全民化的组织、教育手段，更加完善、规范和制度化，用高水平的社会动员来弥补资源匮乏和社会生产力低下的不足，以致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运动文化和价值观。如，“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运动一来即如进入准战争状态，所有工作都必须替它让路，包括生产、科研、培训等关乎国计民生且需按部就班、常规运转的业务，都要在不耽误运动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就是“以生产压革命”。
运动的核心、政治哲学是“阶级斗争”：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它排斥经济建设、日常工作的清明理性，把意识形态的终极解决当作了救世良药。它的压倒一切的优先性、尖锐性（或称残酷性，如体罚、武斗等），运动的手段（划分阶级阵营、专政）等等，盖源于此。
“宁左勿右”的运动认识论：中共领导建立民族国家的解放运动和现代化进程，面临知识、文化、社会组织资源的严重短缺，它的力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粹主义的风格色彩和宣传手段的生动鲜明；因为它对鼓动、吸引、组织、掌握群众，效率极高。认识论上的超前性、极端化是达到宣传效果的好办法。这一套形成传统的方法被沿袭了下来，估计基本政治形势时宁可看得严重些，不能说无事， 确定、处理运动对象，宁可多些、重些，不可偏少、偏轻。从中共党史看，“左”的发生率和危害都远远超过了“右”；“左”倾责任人的党内地位、待遇比“右”倾的好，形成了同为错误，“左”比“右”光彩的局面。因为过火只是掌握政策的水平、分寸问题，消极旁观却是立场、态度、感情、路线、组织原则问题；而基层当权者只需要向上级负责，迎合上级的政治意愿。
“运动万能”的方法论：抓任何工作都用运动形式来搞，从爱国卫生除四害到全民写诗，从土改到大炼钢铁，从公私合营到人民公社，从清匪反霸到文革。因为它有形式感，轰轰烈烈，振奋人心，看得见摸得着，模式是现成的，又能因事制宜，也好总结经验，上级授奖。况且不管效果怎样，搞过运动了就是抓过工作了。不以运动形式搞看不见，出了成绩也白搭。
文革的运动形式是既往（反右、四清）的延伸，又有许多不同，尤其是 1966年夏至 1968 年夏。最根本的不同是一反过去“自上而下”的发动－控制模式， 而改用“自下而上”的发动模式。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为了冲击驻守一线的中央领导集体，全面重返权力核心，便打破组织程序，以写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公开最高层矛盾，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信，戴袖章，八次公开接见，给自发的红卫兵以强劲支持，赋予了它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央文革小组鼓动“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催生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时尚。这与文革的行政目标──打倒走资派，瓦解当时体制化的官僚系统──是相一致的。这种“自下而上”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控制的。虽然最终还得统一在毛泽东的意志之上；但红卫兵及其造反组织一旦被从潘多拉盒子中放出来，就不那么听话了，也会自作主张地乱打一气。以致于后来原有行政体系瘫痪， 局面失控，不得不祭起“三支两军”的法宝，实行准军事管制，达到保障中央政令畅通的最低目标。
（参考资料：社论《彻底肃清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北京日报》1966 年 6 月 20 日；廖盖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张化等《回首“文革”》上、下，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版）
名词。“知识青年”的简称。
在这个名词后面，大体包括了 1947 年－1959 年出生于城镇，并于 1967 年底至 1979 年初上山下乡的一代人。[注]这批人大约有 1647 万。在上山下乡的12 年间，他们略占同龄约 2700 多万城镇学生人口的 61％。1967 年末至 1972 年的第一次上山下乡高潮，他们中的 715.68 万去了农村，以年龄较小的初中生为主体，包括大部分老三届初、高中学生（从经历、文化形态上都最具代表性）和1969－1972 届初中生。在 1973 年至 1977 年的第二次高潮中，有 858.66 万人去了农村，以文革中的高中生为主体。1970 年代最后两年，高中毕业的小部分人去了农村。他们的安置条件优于此前的知青。
他们接受中共的革命传统教育，为红军、刘胡兰、董存瑞、雷锋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所激动。1960 年代开始的阶级斗争教育、文革的“停课闹革命”，使他们没有得到完整、正规的文化教育，却由敢闯敢干，上演了批斗老师、走资派，串连、抄家、夺权、武斗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大戏”的“天兵天将”，到被下放去农村插队落户成为文革弃儿；以瓦解作为政治组织的学生红卫兵，稳定当时动荡不安的政局，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这一端人生经历成为他们当时和日后反思的起点。直到 1970 年代中期的中国教育都处于残缺不全的停滞状态，不仅中学只有毛泽东思想课、工业基础课、农业基础课、革命文学和艺术、军训、劳动六门，连工农兵大学生的大学教育也是象征性的。把他们称作知识青年，实际有些名不副实；只是为了从政治上论证上山下乡合理性的需要。
知青上山下乡的方式有两种：到地方国营农场、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约占总数的 18％），或农村落户。前者相当于农业工人，后者则由国家拨付安置费，被分散安置（又分跨省、跨地区、跨县三种），直接下放到农村生产队。在农村和公社社员一起上工劳动，凭工分分配口粮。还有一种允许知青到有亲戚、朋友的农村插队的做法，叫“投亲靠友”。1973 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后恢复了“知青点” 的集中安置方法。这种上山下乡运动，被说成是对 17 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纠正，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反修防修的重大战略部署”， “缩小三大差别的重要措施”。但知青生活上长期无法自理，需要依赖家庭的接济，在口粮、医疗、住房、婚姻等方面存在困难，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被返城中走后门、贿赂等不正之风弄得灰头土脑、无所适从。
毛泽东曾试图借助回复李庆霖的信解决一些知青的局部实际困难以缓解普遍的紧张。1970 年代知青陆续通过招工、招兵、招生、办病残、顶替等途径回到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逆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农业人口城镇化的客观规律而动，终于导致失败。被后文革邓小平主导的中共政策纠偏叫停，成为一场代价高昂的社会试验。
1977 年恢复高考、1980 年代通过电大、职大、函授，知青中接受了相当于高等教育的人大约有 115 万，还有 50 万接受过中专、中技教育。而另外 1500 万人的知青就业大军只有初高中文化水平。其中经过高等教育门槛和从基层工作崛起的一部分人，由于在上山下乡的经历、积淀中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善于协调人际矛盾，成为 1980、1990 年代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社会栋梁。
但他们里的大多数人只能占据较低的工作职位，并在 1990 年代及其以后重文凭的干部提拔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他们恋爱、结婚、生子，都超过了正常年龄。对铁饭碗的依赖，缺乏市场经济观念，使他们不适应经济转型、产业转轨的 1990 年代，受到大量进城民工（1990 年就达到 8000 万）和有更高学历、适应力更强的年轻一代的夹击，在国有企业“关、停、并、转”的下岗潮里成了下岗工人， 平均每月只能领到 250 元最低生活费（时有调整）。很难应付养老、医疗的巨大风险。
[附：1962—1979 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统计 单位：万人
时 间 合 计 插 队 国营农场 知青集体农场
1962—1966 129.28 87.06 42.22
1967—1968 199.68 165.96 33.72 —
1969 267.38 220.44 46.94 —
1970 106.40 74.99 31.41 —
1971 74.83 50.21 24.62 —
1972 67.39 50.26 17.13 —
1973 89.61 80.64 8.97 —
1974 119.19 18.66 34.63 172.48
1975 163.45 23.73 49.68 236.86
1976 122.86 23.66 41.51 188.03
1977 113.79 15.99 41.90 171.68
1978 26.04 3.13 18.92 48.09
1979 7.32 1.01 16.44 24.77
总计(人) 17 764 800 12 822 100 2 030 800 2 911 900
编制说明
1. 单位：除总计为“人”外，均为“万人”。
2. 插队知青：在农业、牧业、渔业生产队落户的城镇知青； 在工分制定点军马场、工分制土方工程队、工分制滩涂作业区等纳入农业人口管理的单位落户的城镇知青；通过投亲转插方式回老家生产队或亲友所在地生产队落户的城镇知青（不含农业户口回乡知青）。
3. 国营农场知青： 在农垦系统、侨委系统安置农场、林业系统营林场（采伐场除外）落户的城镇知青以及在各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落户的城镇知青等。这些知青的身份可以是工资制农工，也可以是工分制农工、供给制军垦战士或半供给制军垦战士（生产建设兵团的现役军人除外）。
4. 集体农场知青：自 1974 年起，在部分地区开始组建除管理人员外均为城镇知青的，相当于公社或生产大队的独立核算制“集体农场”。在这种农场落户的城镇知青即“集体农场知青”。]
[注]1956 年、1957 年间，中共中央曾有让未能就业的中小学毕业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作为城市闲散劳动力安排的一种补充办法（1962—1966 年年均 30 多万），以推动农村合作化运动发展和农业科技的发展。但这一政策带有辅助性、阶段性的色彩，不及文革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样具有全局性（1967—1977 年年均 100 万）、长期性、制度性；其发端还具有政治性、强制性。可视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前身。
（参考资料：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陈意新《从下放到下岗 1968-1998》，《二十一世纪》1999 年12 月号；转引自“猫眼看人” 2005-10-9 的雲山霧罩跟贴）
著作名。毛泽东对医疗卫生工作的论述。1965年6月 26 日毛泽东在和身边医务人员[注 1]谈话时指出，当时卫生部的工作只为全国人口的 15％服务，而这15％主要还是“城市老爷”。广大农民却得不到医疗，他们一无医二无药。再这样下去，卫生部可改名为“城市老爷卫生部”。医疗卫生工作应该把主要人力、物力放在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的预防和医疗上。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注 2]此次谈话反映了毛对医疗卫生工作批评性的整体评价，标志出他的医疗卫生思想，故后来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根据毛泽东意见，卫生部党委提出《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中共中央同年9月 21 日批转）。报告计划今后要做到经常保持 1／3 的城市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到农村去，大力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中共中央的批示说：面向工农兵是社会主义卫生工作的根本方针。我国 8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如果不认真解决广大农民的医药卫生问题社会主义卫生工作的方针就会落空。必须认真组织城市卫生人员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培养农村卫生人员，建立健全基层卫生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农村医药卫生问题；同时，大力改革城市医疗卫生工作，把城市卫生工作的革命化和建设农村卫生工作结合起来， 使这两方面的工作相互促进。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逐步改革我国农村卫生工作的落后面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卫生工作的领导。
各地各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立即积极组织、实施这一指示精神，把它作为医疗改革的方向，加大资金投入，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医疗工作者下乡协助地方病的普查、预防、医治，培训基层医生，建立医院、病床。
尽管如此，文革中《六·二六指示》仍然被当成对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的系统指控，成为医疗界大批判的长期主题和至上武器。对方针政策的批评被置换为针对组织和人的审判、毁灭，带有乌托邦色彩的道德诉求被置换为政治批判， 医疗卫生系统的官员、医疗专家都因此遭到揪斗，大字报、戴高帽、挂黑牌、辱骂揪打，关牛棚、下放……批判的武器成了武器的批判。破坏取代建设成为卫生工作的主调音。
“赤脚医生”和“红色工人医务人员”等新生事物得到推广、普及；上海等核心城市的医疗单位被成建制地迁移到大三线建设所在地[注 3]和农村；10 年间北京中央直属医院有 300 多批、15000 多人次医务人员到云南、西藏、甘肃、陕西、江西等省、区为贫下中农（牧）防病治病。到 1975 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有病床 159.82 万张，其中市级床位数占 63.74 万张（占 39.9％），县级占 96.08万张（占 60.1％）。（《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1997》）
1979 年《卫生部关于全国卫生局长会议的报告》“关于若干政策问题”部分， 对文革贯彻“六·二六指示”的做法进行了纠偏：认为毛泽东讲“城市老爷卫生部”是对卫生工作的“提醒”而不是“全面评价”，凡被戴上帽子的医药卫生机构和人员均予“平反”“摘帽”；“谈话”不是“正式文件”，不宜再提“六·二六指示”； 下放医生中年老有病、归国华侨、夫妻分居两地的可回城，京、津、沪跨省下放到西北、西南等地区的参照办理。
1980 年代以后，中国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从文革的 68.8％逐年下降到 5—10％之间（据 1992 年资料）；一些调查发现，农民的家庭两周患病率在 48.65％， 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率为 81.25％，其中未就诊原因中属于经济原因的占了一半以上。贫困户中的 40％是因为疾病所致。2000 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全球 191 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做出量化评估，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位居尼泊尔、越南之后，排名 188 位，倒数第四。2005 年有报道称，官方承认医改失败。
[注 1]其中就有写下《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李志绥。
[注 2] 毛的原话是：“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 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脱离群众。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难深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 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注 3] 1971 年 5 月上海市第二结核病分院全迁贵州参加“061 工程”建设。
1972 年，全迁支内的尚有杨浦区儿童医院、南市区产院、闸北区产院、虹口区第二妇婴保健院等单位。
（参考资料：廖盖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卫生部关于全国卫生局长会议的报告》，“雷州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 “国务院行政法规；读毛泽东关于“城市老爷卫生部”的谈话，看农村卫生医疗事业的严峻现状 》，原载“三农中国”）
（1927— ）山东省龙口市王格庄人。文革执政时期最长的《人民日报》总编。
在山东龙口市中学读中学；1943 年在黄具抗日革命根据地黄县龙化村小学、曲家村小学任教，在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临沂县办的山东大学读新闻系。1946 年任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渤海区《渤海日报》记者，1949 任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记者、编辑、农村组长。
因对《解放日报》前任社长张春桥、后来的姚文元惟命是从，张特别将他推荐给了陈伯达。后者带去《人民日报》夺权的工作组成员里便有鲁瑛。这是他第一次坐在中央党报的权力位置上，并当上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的勤务员，社论、重要文章多由陈伯达、王力、关锋等人口述或执笔。侥幸躲过了年底的上海“《解放日报》事件”之灾。
此后他一直在人民日报社稳坐钓鱼台，眼看着新总编唐平铸（1967年1 月）；王力、关锋（8 月）；戚本禹（1968 年）；陈伯达（1970 年）一个个倒台。从 1972 年开始姚文元直接控制《人民日报》，报社宣传领导小组集党务、编务于一身的负责人便是鲁瑛。在批极左和极右的争论中紧跟张、姚，抵制批左。毛泽东批评了主张批左的王若水（被送到“五七干校”、北京郊区劳动）。发动“批邪”运动， 胡绩伟、王若水成了“《人民日报》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从 1973 年起，便作为《人民日报》负责人随同姚文元会见外宾、正式在报上露面，以《人民日报》代表团长的身份到朝鲜出访。虽不断有人告状，还是在 1975 年被扶正，成为人民日报社党的核心组长兼总编辑。
1976 年初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受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指示从报社派出记者专门收集被邓小平重新起用的老干部的材料，以说明“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先后四批、约 100 余记者，到福建、江苏、云南、湖北、四川、陕西、广西、黑龙江共 11 个省市和铁道部、国防科委等，搜集了胡乔木、万里、张爱萍、周荣鑫、赵紫阳等多人的材料。刊登在《情况汇编特刊》上共 130 多期。在当地掀起新的动乱。4 月全国各地爆发了悼念周恩来的运动。4 月 8 日经鲁瑛组织，姚文元亲自修改，以人民日报记者身份的长篇文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发表。
9 月 9 日毛泽东去世后的 10 月 6 日四人帮被捕，7 日耿飚受中央政治局重任接管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广播电台。他被隔离。1977 年被宣布开除党籍，接受审查，交代问题。1980 年 12 月 10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姚文元时出庭作证。
后恢复工作到人民日报出版社图书馆任资料员，行政降三级，从事抄写卡片。姜昆相声曾对他的白字进行了尖刻的讽刺（绰号“白字总编”），迎合、煽动了当时人们对四人帮的痛恨。1986 年起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到退休。据传晚年曾获北京市钓鱼冠军。
（参考资料：司任《鲁瑛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收入温乐群等《动荡岁月秘闻》，内蒙古百花出版社 2003 年版）
名词。本义指“戴在头上保暖、防雨、遮日光或做装饰用的物品”，引申比喻固定在人身上或某种做法、政策上的罪名或坏名义。从 1949 年以来到文革， 政治运动频繁，每个运动都有一批打击对象，帽子就是给这些人制做的标志，便于区别、识记。像古代囚犯脸上的金印，纳粹给犹太人缝制的徽记。
帽子种类繁多，有的是长期户口，如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有的是临时户口，一拨一拨的，随时都在换花样儿，如反动学术权威、黑帮、走资派、黑线、黑手、保皇派、五一六、打砸抢分子、小爬虫、叛徒、特务、军内一小撮、恶（毒） 攻（击）、投降派、还乡团、三种人……有些的政治性相对弱一些的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稀泥”、“生活作风”，看似温和，消受起来同样够戗。有自上而下、红头文件规定的到处通用的帽子（全国粮票），还有小范围、本单位发明、适用的帽子（地方粮票），甚至可以专门量身定做。
给做法、政策定的罪名，有单纯军事观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唯生产力论、修正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独立王国、阎王殿、成名成家、白专道路、分数挂帅、小资产阶级思想、崇洋媚外、厚古薄今……虽然不直接针对人，但也与具体人头上的帽子，有对应和连带关系。
戴上帽子，就意味着这人的社会身份被另类化，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后面紧跟着的是一连串迫害：批斗，强制劳动，被投入牛棚、发配干校，开除党、团籍，撤职降薪（冻结工资），判刑，普遍的疏远，妻离（组织动员）子散……丧失自由和人身权利，受尽人格凌辱和肉身折磨。帽子是为社会歧视、隔离、迫害签发的许可证。这是一整套制度化、自动化、高效率的程序运转。不由得人不见帽色变，闻帽心惊。本来就已经缺乏个性、独立性的人们，愈发被小小一顶帽子和它后面跟随着的无所不在的社会歧视压弯了腰。以心为形役，画地为牢，以求免祸；谨小慎微，闻风丧胆。
帽子的效力是终身性的，甚至还可以遗传（四类分子的儿女叫“四类子女”）。即使摘掉帽子（如右派），那帽子还在头上（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仍然不能恢复工职），像是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长在头上生根了似的。无论当事人如何竭尽毕生努力，说话（检讨）、做事（苦役）处处以创造性的自虐来表现自己的臣服、卑微，企图摘掉帽子改变自己和子女的处境，都无济于事。绝望使屈服成为一种病态的偏执：彻底认同施虐者的立场，为了“洗雪”本来就没有过的罪过， 不惜把自己的同类、亲人朋友甚至是父母，都诋毁为妖魔。
文革前，土改、三五反、反右等等运动，中共组织健全，戴帽子尚需经过相应组织审批手续。虽然还是人治，重口供轻证据，帽子的合法性、尺寸的大小、取戴的扩大化本身，就存在根本性问题，但多少有一定程序约束。在戴帽子上还有些最低限度的政策性规定和审批核准程序。文革中，党政组织体系陷于瘫痪， 群众组织、革委会办案，权力完全失去制约，加上以言治罪，人治更加达到极端， 帽子的发放、处理愈益随意，几无控制。随意到有的口头一说就算数，到了落实政策时怎么也找不到档案记载，白白戴了一回帽子，受了罪还得不着补偿。
由于帽子制作和发放的随意性，使得今天给人扣帽子的，明天就可能被人扣帽子。人人都生活在帽子的阴影中。帽子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恐惧的意象，其心理威慑力更大于它的实际杀伤力，具有强化社会控制的功能。
有时帽子即使不给你戴上，也不意味着你没事。对材料不足，或认错（罪） 态度不好的，一时无法定案、戴帽子，或不得不先摘掉帽子的，也有个说辞叫“帽子拎在群众手里”。意思是说别看没给戴上，引而不发，随时可以再戴上的：别横，别大意。弄得比戴上帽子还不塌实（那将戴上的帽子到底是啥尺寸？）。
据说毛泽东曾讽刺江青：“不要开两个公司，钢铁公司和帽子公司。”文革后姜昆曾创作、表演相声《帽子工厂》，引起人们仇恨文革压迫的共鸣，暴得大名。成为同类作品中的经典。对打棍子、抓辫子、扣帽子等政治迫害现象的批判，成为思想上清算文革的主题之一。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在中共主导下政治上形成了一个摘帽运动的潮流，以化解人际矛盾、社会板结，达成全民和解，一心一意搞建设。
（参考资料：许子东《文革小说中的罪与罚》，李三来也《文革中，那惨绝人寰的“帽子”》 ）
缩略语。崇拜用语。文革初期关于人们对待领袖毛泽东及其思想、政治主张、工作安排（其时称之为“战略部署”）等所应持的态度、行为规范的规定。即， “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毛泽东（人）及其相关的一切（思想、路线）的合称、简称。因为要求太长，在口语表述中，就有使用这种缩略形式指代的。
据“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提供的材料，“三忠于”流行的时间为 1967年3 月至 1971年4 月。其最初形式是“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四忠于”，1966年7 月），直到 1967 年 3 月方演化为“三忠于”的定型格式。“四无限”与“三忠于”的起源时间相同，结束时间稍早，为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
这种极端化的做法，有个发展过程：柯庆施曾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1958）[注 1]。康生曾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1959）。林彪曾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1962），（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1966）。作为毛泽东“学生”、“接班人”的林彪，就曾被树立为（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跟得最紧”、（把毛泽东思想旗帜）“举得最高”、（把毛泽东著作）“学得最好”、（把毛泽东思想）“用得最活”的典范。
有学者认为，这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和各方面日益加强的一元化领导，使行政权力通过共产党组织支配一切、干预一切，从社会生产、分配、消费到私人生活和私人事务（如工作、迁徙、婚姻、恋爱等等）”（李泽厚）……的经济、组织、生活制度发展到极端时，在政治和思想信念方面的表现和要求。同时领袖本人也有“搞点个人崇拜”（毛泽东语）的政治需要，以此冲破中央一线，凭借个人权威发动文革。[注 2]
为了赋予这种观念以物化形式，就大搞表忠心的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红海洋，像章热，忠字舞，忠字台，搞“万岁馆”（展览馆）（吉林长春、江西南昌、四川成都）……都曾经是“三忠于、四无限”的表现形式。
后文革时期遭到严厉批判，并把制造、使用这样的提法归咎于林彪、四人帮， 是封建化的个人崇拜，奴化、取消人民的思想，斥之为阴谋。
[注 1]讲话是3月 10 日的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上，5 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政治局委员。
[注 2]毛泽东在需要降温时就说：“‘紧跟’、‘三忠于’、‘四无限’，讨嫌。‘跟’应当跟党，我历来是路线对了，我支持；错了，我反对，敢于反潮流。‘跟’不要跟个人，个人是会变的……”那也是准备清算林彪的发动期。
（参考资料：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大联合把伟大的红卫兵运动推向新高潮——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告全国红卫兵书》，《人民日报》1967.03.03；新华社《沈阳部队某部指战员牢记毛主席教导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作风 紧紧地和革命群众在一起 在文化大革命中创立新功》，《人民日报》1967.04.07；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年版，P190）
外出调查的省称，与“内查”相对。指向被审查者的外单位、外省市人员作调查。外调分函调和派人外调两种形式，但以派人外调为多。文革时以阶级斗争观点看待一切，把家庭出身和成份作为阶级分析的根据，特别强调、依赖对历史情况的掌握；外调在当时被制度化为常规工作方法。它适用于对运动对象的甄别，也适用于提干、发展党团员前的政审。调查的内容有 ：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表现、阶级成份（职业、经济状况、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私生活等。这类调查充斥、贯穿于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一打三反等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但高潮期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阶段。用去了大量的外调经费。
外调者带着介绍信和倾向性的问题，通过组织让接受调查者配合工作，收集、整理被调查者的材料。往往要求接受调查者提供顺应调查清单提问的回答，以索取有利于给被审查者戴帽子、定性的材料。采用割裂复杂多样的具体历史条件， 捕风捉影，形而上学的从过去推断现在的手法，使外调成了罗织人罪的戏法。如果得不到满意答复就恼怒，威胁（较多）、强迫甚至动手打接受调查者（较少），利用他们的弱势地位（往往也是运动对象）达到目的。个别外调者采取诱供方法， 谎称被调查者已经承认了罪行，要接受调查证实。偶尔一个单位的对立两派，对同一个人持不同观点，都想通过外调来达到打倒或保护被调查者的目的，找到同一个接受调查者。
当时仍然盛行中国不保护被告的法制传统的基本观念“有罪推定”──先定案后取证（说是就是，不是也是）──为这种外调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因此这类外调材料的“水分”通常较重。即使外调中未发现不利于审查对象的材料，也仍会作为有问题的悬案、疑案，不得解脱。
接受调查者实话实说的多，有时就无法满足来料加工的定单。多次接待外调使他们学会应付技巧。他们常常还为了保护被调查者，模糊其词，提供一些不致对被调查者构成伤害的情况。一些曾与被调查者有隔阂的（如胡风、冯雪峰与周扬），他们仍然坚守住了人格底线，没有向对手落井下石。笔者也曾接待过一次外调，让来访者刹羽而归。如果接受调查者在本单位不属于被整肃对象，接待单位就比较超脱，与来访者又无隶属关系，不会强迫他顺应外调人员。但也有为了争取一个正确对待的名义，而顺应外调者的人，使得外调主观随意性很大。[注]例：“谭凌霄亲自出马，带人外调。登了泰山，上了黄山，吃过西湖醋鱼、南京板鸭、苏州的三虾面，乘兴而来，兴尽而归，材料虽有，价值不大。（全国用于外调的钱，一共有多少？）”（汪曾祺《皮凤三揎房子》）这类材料文革后多数都被废除。
[注] 巴金曾写过严文井（作家）外事工作的交代材料，虽然言词并不激烈， 没“无限上纲”，没恶意诬陷与诽谤，但免不了用“政治标准”、“主席思想”来衡量严的“错误”。即使这样的交代不会给严增加多少罪责，后来还是对巴金心灵构成了巨大折磨，他说：“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 “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作严肃、正确。”
（参考资料：李辉《文革博物馆的前因后果》，《凤凰周刊》总第 130 期；汪曾祺《晚饭花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 年版，P113）
名词。文革时定于一尊的文艺创作原则、模式：即，在文艺作品塑造的所有人物中必须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这是于会泳根据江青抓样板戏时，反复强调创作“要在我们戏曲舞台上塑造出革命英雄形象来”，要突出第一号英雄人物的概念，归纳、推演、拼凑出来的（《文汇报》1968 年 5 月 23 日《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而后又经过姚文元的修订。一但它被推许为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就成了所有文艺创作都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是“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实践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一社会主义文艺根本任务的有力保证”。
根据这一原则，“所有人物的安排和情节的处理，都要服从于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一前提”， 以此“组织和展开冲突”。它是认识、表现生活的总原则。运用到舞台的编剧、音响、灯光、调度上，都要为英雄人物服务；运用在样板戏的电影摄制里（并被推广到其他类型的叙事性影片里），规定镜头必须“我远敌近， 我正敌侧，我仰敌俯，我明敌暗”；英雄人物要“远、大、亮”，敌人形象只能“远、小、黑”。运用在舞台调度里，“一号人物”必须占据舞台中心，“始终坐第一把交椅”，连灯光也得跟着他转。在表现手法上，还要“多侧面”、“多波澜”、“多浪头”、“多回合”、“多层次”。
延安时代就已经流行“工农兵”“正面人物”概念，1950 年代又提出“表现新英雄人物”（陈荒煤）、1960 年代提出表现“最能体现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 “英雄人物”（周扬）。三突出正是这一概念轨迹达于极端的逻辑发展。三突出还被论证为阶级斗争的斗争哲学在文艺上的表现：“一定的人物关系，从根本上说，都是一定的阶级关系，是处于不同阶级地位中的各种各样人物之间矛盾斗争的关系”；“英雄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关系，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生死搏斗的关系”；“正面人物与英雄人物的关系，是阶级弟兄的关系，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代表和榜样”。
为了完成三突出，还需要“主题先行”。即从认识上事先确立好作品的思想主题、主要英雄人物，经讨论和上级领导定板，再投入创造，才能保证不迷失方向。《沙家浜》的戏份虽然集中在阿庆嫂身上，但因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毛泽东语），所以一号英雄人物必须是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
用这种模式创造出来的人物显得单调、刻板：一号英雄清一色共产党员，是做政治工作的模范干部，是无所不知、无往不胜的超人；一切俗世的人间拖累、“杂质”都要被过滤掉，没有配偶、恋人，没有情感生活（《白毛女》的喜儿、大春本有情感线索也被删去）。[注]
这种创作方法在当年被定义为“无产阶级文艺创造的根本原则”，有如“文艺宪法”。因此还被规定必须一无例外地贯彻到小说、散文、诗歌、绘画等艺术样式的创作中去。
[注]据说当时就有顺口溜讽刺三突出创作成果《龙江颂》英雄江水英：“一个女书记，站在高坡上。手捧红宝书，抬手指方向。敌人搞破坏，队长上了当。支书抓斗争，面貌就变样。群众齐拥护，队长泪汪汪，敌人揪出来，戏儿收了场。”
（参考资料：古远清《三突出》，载洪子诚、孟繁华《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亦称“农老二”。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被称为“老大哥”,作为工农联盟主体之一的农民便被称为“农二哥”。多见于农民自己称呼；它蕴含着农民对自身形象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关于角色定位的感觉。更常见，也更带官方色彩的叫法是“农民兄弟”。
似源于四川方言（云贵川方言都接近），而后流传到其他方言区。这个民间色彩颇浓的俚俗称谓里，既透着亲切，自豪──无论怎样，“俺也是国家的主人”，毛泽东时代的小说等文艺作品正是这一官方意识形态的反映，安抚、诱导农民──又流露出无奈、解嘲和怨艾。是对抗和消解的混和体。老二是虚的，口头说说而已，老大才是实的；老二就是老幺（工农商学兵哪个不排在农民前面？）。除了救灾以外，农村是被遗忘的角落。城乡差别造成隔阂和仇恨。这种不满的自发情绪，像山洪一样被危险地积储起来，未得到宣泄。
工农业剪刀差是中共资源配置的基本特征。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 而牺牲农业，这既是模仿苏联的结果，也是根据中国教育、物资资源现实，为了冲破外部封锁，强大国防，把发展速度摆在第一位而招致的必然结论。毛泽东曾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规定“农轻重”，只是修正的愿望，而实际上仍是“重轻农”。农民的不满情绪，到文革“普及大寨县”（大批促大干，“穷过渡”等），割资本主义尾巴时达到高潮，形成社会危机，一触即发。
1960—1970 年代在工宣队进城市学校的同时，农宣队（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注]也进了农村学校。农民随带成了对下乡知识青年再教育的施与者（实际上教育主体只是教育客体的派生物）。也很是风光了一把。
1980 年代以来，以土地承包制为主的农村改革，使农民再次实际上拥有了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农业的可持续增长有了基础，农民生活有所改善。使农民最先成为改革的受益者。曾被人羡慕了一阵。社队企业、小城镇的发展，农民进城打工的社会流动、人口迁徙，使身分的终身制渐趋瓦解。后来又出现农业生产资料（化肥、农药等）的涨价，由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和官僚系统滋生出来的“乱摊派”，因房地产开发等征地出现对土地的掠夺。又有“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之叹。逐步废除农业税已经被纳入政府工作日程表。
2000 年代三农问题日益为学者和政府重视。遂有论者认为，该词和“农民兄弟”都是对农民的贬称。但也有文学团体（陕西汉中《农二哥》诗社）、公司（深圳市农二哥实业有限公司）、产品商标（湖北有系列辣椒产品、贵州义兴有芭蕉芋粉丝）或网友以“农二哥”为名的。其实比起“乡巴佬”一类蔑称，“农二哥”起码应该算是中性的称呼。或许这里有自称和他称之别：自称寓善意，他称含贬义？
[注]通过 google 搜索引擎可查到不少官员都有农宣队经历。如甘肃省副省长李膺的履历中就有“1965.08——1972.09，西北师范大学化学系化学专业学习，省农宣队清水县分队队员”的记载。
（参考资料：彭心安《社会阶层分化对党的执政基础的影响》，“厦门干部教育网 ）
1. 被后来评论者称作发生在 1966 年的一场“文字狱”。由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的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而得名。“凭迹三家村”（陆游语），本义是乡间人居寥落的地方。批判所指称的“三家”本来是担任该专栏撰稿人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业余写作本是文人唱和的私人事务。此时却被当作了“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其攻击矛头通过这三人和《前线》杂志、《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直指他们身后的北京市委，成为文革的直接突破口。
在江青直接策动下，继 1965 年 11 月批判《海瑞罢官》的前期预热、不断升级以后，通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炬”，1966年5月8 日《解放军报》）、《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关锋化名“何明”，同前《光明日报》）和《评“三家村”》（姚文元，1966 年 5 月 10 日《解放日报》）两文南北配合，火力集中，利用索隐、构陷方法，深挖“三家村札记”的“微言大义”，说这些文章“以古讽今”，为的是“恶毒地污蔑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右派机会主义份子、攻击总路线和社会主义事业”。以此认定存在一个“三家村反党集团”；邓拓被认为是黑店的“掌柜和总管”（罪证是《燕山夜话》），吴晗是“急先锋”。在全国范围动员掀起批判高潮；连工农兵代表王进喜、陈永贵、黄祖示都被驱谴上阵，击鼓叫骂；中小学生也跟着贴大字报吵吵。
1978 年 8 月，经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邓、吴、廖三人所作的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为邓拓、吴晗举行追悼会。
2. 邓拓等挨批以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上挂下连，揪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斗争矛头转而指向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身上。“三家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代名词，并流行一时，成为无接触传染病毒，因此罹祸者甚众。形成恐怖气氛。连与文化无关的小单位，也要揪个“三家村”出来；否则就是“不抓阶级斗争”。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 年 6月1 日）写道：“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更是以最高权威从政治上定调，一个思想治罪的网罗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撒开：所有对现实稍有意见，或被领导、群众认为有不满情绪、不健康思想，常常撰文发表赚额外稿费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欢合群、唱和的大大小小的文人， 或普通爱好者，在当时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1966年5 月、6 月；《红旗》杂志 1966 年第 7、8 期；任捷《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南方周末》2005 年 10 月 20 日）
1961 年 9 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开辟的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邀请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三人皆北京政府各机构（市委、市政府、统战部）官员，时相唱和。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村”），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从 1961 年 10 月到 1964 年 7 月，
“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 60 多篇。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确实有所讽喻。
1966年4月 16 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批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文章。这一批判源于同年3月 28 日至 30 日，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中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同年 5 月批判再次升级，被姚文元、关锋文章，用断章取义、曲意构陷、无限上纲的大批判手法，把它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连《北京日报》的批判都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并号召“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文艺批评已然成了引申构陷、政治审判的同义语。
批判“三家村札记”，意在借以打倒它们的作者。调子定得越高，越方便以此为突破口，指向这三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成为扫清外围、中央突破的文革前哨战。
文革后为“三家村”、“三家村札记”平反时，三人已经故去二人，只留下廖沫沙一人。1979 年 9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收集出版了《三家村札记》（5000 册）， 2000 年代“孔夫子旧书网”上“森林书店”有拍卖，8 成品相，叫价 6 元。
一位研究者评论说：“三家村札记”的作者们“对‘大跃进’以来的严重形势有一定的清醒认识，同时又兼有左翼知识分子的身份，前者使他们站在党性的立场愿意对纠正党内及社会上各种不正风气作出自己的努力，后者使他们在言论中不自觉地体现出知识分子的良知传统……他们的杂文以渊博的知识说古道今， 有些颇能抓住时代的弊端，如对当时以大批判开路的时代风气以及吹牛皮、说大话的浮夸风等都有所针砭。‘三家村’的风格各有特点，邓拓的文章有强烈的针对性与批判性，吴晗的文章带着学者气与书卷气，廖沫沙的文章则显得平和亲切。”“他们对现实的建设性的讽喻之所以不能见容，与当时的党内决策者没有能够及时完成从战时文化心态向和平时期的建设心态的顺利过渡有关。邓拓等人的批评性意见虽然在本质上没有企图否定当时的权威，但却被最高决策者以战时敌我‘二元对立’的文化心态来错误理解，将他们善意的劝谏当作‘敌人’有组织的进攻，所以必须给以毁灭性的打击。”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1966年5 月、6 月；廖盖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八章 对时代的多层面思考》，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动宾词组。触及灵魂（文斗）最初是作为武斗（触及皮肉）的对应词提出的， 说是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武斗（不易控制而且败坏“革命”声誉）只能触及皮肉。但很快在红卫兵词典里，触及皮肉成了触及灵魂的途径、方法。[注]制止武斗的灭火剂居然成为助长、推动武斗的催化剂，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后来触及灵魂又与斗私批修联系在一起，要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破私立公——因为私字（欲）已经成为大联合（毛泽东企图恢复政治秩序的一种努力）的障碍，膨胀起来的造反组织被自己手里的权力诱惑了，所以要消除派性才能一致对付走资派，被认为需要从触及灵魂的斗私批修做起。并且还被推广为一种普天大同的强制性全民道德规范：“要一心为公，一切为公，一生为公”；“让‘公’字统帅生命的每一秒钟”。
灵魂（animus）作为外来文化概念，是独立于肉体的自由意志、精神，可能脱出现实秩序的桎梏、束缚，是一种虽然微弱、却对于极权最可怕的难以控制的力量。而文革要求的是颠覆既定秩序基础上的四统一：统一思想，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所以它被当作剥削阶级的最后堡垒、藏污纳垢的渊薮。
天天读的学用结合、联系实际，斗私批修，没完没了的自我检讨，通过揭发、批判自己来表示对革命的顺应、归附，连私隐也要暴露出来（刺刀见红）以自虐讨好时俗，成为触及灵魂的忏悔形式。达到理性和情感的双重麻痹。不但外部行动要无条件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要内心自我也处于不停的悔罪之中（甚至讨厌自己）；不但言行不能与革命唱反调、不相容，连头脑里的一闪念也不允许、不放过。此类外在、强制的活动在特殊情境中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生出某种貌似自觉的体验,在潜意识层起作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专政到连人的内心也都要一齐霸占了去。
这其实是以取消私字的名义，取消人的自由意志，以公的名义确立权力的绝对权威，让人无条件服从权力。取消人类有史以来积累起来的文明（法律、道德）、秩序个我良知，让肉体生存的畏和怕以“公”的名义苟且偷生。灵魂作为独立意志的大本营，被冠以“私”、“罪”的恶名。敢于触及灵魂，就是要人不怕上纲上线（给自己帽子戴得越大说明触及灵魂越深），臣服于权力，变成一个无脑人，让得势的政治权力成为你的脑子，代替你思想，权力喜欢给它的悖逆者派以什么样的罪名，你就接受什么样的罪名。承认灵魂是卑琐污秽处所，承认自己有先天的罪恶，通过对“私”（个人欲望、利益、权利）的否定、阉割，为权力加冕，把政治道德化的同时，也把道德政治化。为权力的暴虐、肆行，扫清自由、独立意志抵抗的障碍。运动过关阶段的检讨，更是在强大压力下的城下之盟。
这恰与中国古代传统若合符契：儒家圣贤们就要人通过诚意、正心、修身修炼工夫，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语），矮化自我，取消自我，认同于政治现实，把个体纳入到君权至上的政治秩序中去。使人们从精神到肉体都被改造成听话的“工具”、“挖山不止”的愚公——具有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新人。
[注]北京六中学生打死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同学王光华。他们手持各种凶器，群殴王光华 30 分钟，边踢打王的头部、颈部，边恶狠狠地叫：“触及触及你的灵魂。”第一次被打半死，不久再次毒打致死。
（参考资料：《用文斗，不用武斗》，《人民日报》1966年9月5 日；《灵魂深处闹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谈破私立公》，《人民日报》1967年3月 17 日； 杨伯骏译《白话四书》，岳麓书社 1989 年版）
名词。对重要事件和人专项立案，进行单独调查、处理，以便核实定案。它是文革时，搞运动、搜集材料、处理运动对象的主要方法和组织形式。从早期、中期到后期，从中央到地方、基层单位，从党政军、工农商到科教文，层层都有各种名目繁多的专案组。其职责是，负责调查本单位的“牛鬼蛇神”、“走资派” 等的材料，或某一事件的材料，据此给这些人定案。
专案的立案是针对某事某人的，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它不是刑事法制形式，却有刑事法制的权限（公检法被砸烂，专案组就有了公检法的职能）；它的人员组织从各机关单位保卫、政工部门，或情报部门抽调而来，人手不够时有的就是一般党员或政治积极分子（造反派）。抽调人员只问政治上是否可靠（成分是否红五类、是否完全忠于派定职守），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缺乏办案的专业知识、技能，是相对独立的临时性机构。可以对被审查对象进行人身限制（投入监狱羁押或本单位拘禁）、侦察（内查外调）。但它的权限往往却能够跨越部门权属的分割。
被立案的事和人，除了大小当权走资派（从刘少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到基层单位的党政头脑），还有文人（巴金、陈白尘）、艺术家（演员上官云珠）、造反派领袖（清查五一六、上海炮打张春桥的复旦大学红卫兵），历史问题如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饶漱石[注]。
以定好的口径索要调查材料成为普遍做法。最极端的就是诱供、逼供、捆打、超时审讯，并由专案组编口供，起草好以后让接受调查者誊抄一遍。甚至有专案组人员用手枪顶着脑门,逼迫人签字证明被调查人是“美国战略特务”的。
专案组的实际作用仅仅是给已定之罪补办手续。单位、机关或省市各级地方的一把手往往是专案组的组长，或经常听取专案组工作汇报并指示办案方向、方针、步骤的。江青、康生就是负责刘少奇、林彪专案的指导者。其工作对象、内容、进程，都有严格的保密制度。省、市、中央的高层专案组往往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据统计：在当时的国家干部中，被立案审查的占干部总数的 17.5%；在当时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中，被立案审查的竟占 75%， 也就是说，4 个高级干部中就有 3 个被立案审查；当时全国的冤假错案多到达 300多万件，受冤假错案牵连影响的多达 800 多万。
文革后，中共 11 届 3 中全会决定，永远废止适用于运动的专案组办案形式。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就从撤消各种形式的专案组开始。
[注] 1968 年 2 月上海海关参与市革委会材料组领导的由上海、北京等 15 个单位联合组成的“伪海关专案组”，即审查解放前江海关税务司、帮办、分卡主任的专案组，又名 220 专案组。上海海关有 68 人遭非法审查，历时 7 年余。
（ 参 考 资 料 ： 吴 励 生 《 个 案 分 析 》，“ 飞 天 文 学 网 ” http://www.ft77.com/xlyz/ArticleShow.asp?ArticleID=219；《上海海关志·大事记》http://www.shtong.gov.cn /node2/node2245/node4466/node55438/；李耐因《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人民日报》1980 年 12月6 日）
名词，“政治审查”的简称。每当招生、升学、招工、征兵、提干、入团、入党、运动扫尾阶段的人员处理等决定人的社会等级（包括职业、身份、地位、薪金）的升降的关口，都要填写个人履历表。而对个人履历表内容（主要是成分、社会关系、个人经历）的核查（通过公函往来或亲临查访的外调），就是政审。个人履历表因此亦称“政审表”。
政审的具体内容包括:家庭出身（父母亲和爷爷、奶奶的成分，有无海外关系、是什么样的海外关系）和本人的政治思想表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有无受奖励或处分的情节、道德品质、缺点和不足、直系血亲和对本人有重大影响旁系血亲的政治历史情况，等等。如果是保密单位（公安、国防科研等）或政治条件要求高的岗位（如政治人事工作），还要对旁系亲属、配偶、未婚对象（确立关系前应向组织汇报）进行延伸政审。
政审的方法为：查阅本人档案及有关资料；向政审对象本人及所在单位、学校的保卫部门、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的派出所、居(村)委会了解情况；向政审对象的主要直系亲属所在单位领导、同事、人事部门和村(居)委会、村(居)民代表、派出所了解情况。
理论上说，政审包含政治历史和现实表现两个方面。但现实表现的变数较多， 显得不确定；政治历史状况则是已然事实，板上钉钉，不容质疑、较少扯皮。由管理档案、负责人事工作的政治处干部（或临时抽调协助的其他人员）担当此项工作。这套做法不始自文革，但在文革达到空前绝后烈度。
“出身＝阶级归属＝政治态度＝立场＝阶级本质”的阶级斗争阐释模式，和追求纯而又纯的思维定式，赋予了个人履历表反映出的历史状况的极端严重性， 因此政审在决定人们的现实处境具有较大影响力。政审时，工作人员往往带有安排领导的倾向性意见。所以提拔前的政审使人既兴奋，又使人忧虑；定案前的政审，被运动对象、灰五类、黑五类出身者视为畏途（优先被列入另册）。解释个人履历表的政治含义，并给予相应安排、处置时，总的倾向是宁左勿右、决不宽囿；但仍有可以通融的余地。当事人的工作表现、人事背景、人际关系仍能起到有限的弥补作用。
政审本来只是系列考察的一个内容、环节，但在阶级路线的指导思想下往往成为具有一票否决作用的一个方面。1978 年高考才把政审要求改为降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的权重，“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但文件中仍然留有“同等条件下工农子女优先”的尾巴。
2000 年代的征兵、入党、公派出国等的遴选工作仍保留了政审做法，要求对“本人有无历史问题、“文革”、“八九”政治风波及其他重大政治斗争的表现” 作出考核鉴定，并作为重要参照。
（ 参 考 资 料 ： 《 苦 界 》 ， “ 多 来 米 中 文 网 ” http://www.goldnets.com/yc/books/629/62873/1/9.4.html；《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考核和政审工作暂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http://www.mps.gov.cn/webpage/showEachSpecial.asp?ID=1424&upID=359）
名词。意指这样一类人：他们作为敌人的政治身分早已确定，被剥夺了所有权利（政治、财产、人身），随时可以用来当作批判、斗争的靶子；以发动群众，煽起狂热，造成轰轰烈烈的运动气氛。释义可参见“老运动员”。
这些人，或者是在中共建政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虽然他们由于被剥夺了财产，丧失了政治基础，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亡，但仍有作为假设敌的义务，来帮助调动群众的政治狂热；或者是文革中被揪出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过去占有了政治、经济特权，现在是轮到他们倒霉的时候了。整治他们，能满足多数人的义愤，保证运动不落空、不冷场。
文革初期，前一类人被走资派抛出来当作活靶子、替罪羔羊，应付开展运动的需要，保自己过关。但他们的人头、对象是确定的，材料乃至细节都是公开的， 已经被反复批斗过多次，没有变数、意外，缺乏新意，是被开采过度的废矿、嚼之无味的鸡肋。他们已经被多次运动训练得一切顺应领导、群众意志，无需费事什么罪名都可以应承下来（不应承又能怎样？只能自寻苦头）。成了一场不需要发现，对手无力抵抗、不构成威胁，一打就倒、不打也倒、驯服如死的战争，难免发生审美疲劳。寻找走资派和对立面中的软肋下手，成为文革政治的热点。
官方舆论机器不断提醒人们，被剥夺了权力的走资派（被“点了名或者罢了官”）不是死老虎，如果不能“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他们还是活老虎”。“一旦苏醒过来就会咬人”，“可能复辟，搞一个反革命联合，把劳动人民淹没在血泊中”。甚至提到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高度。把派性阻碍大联合的账算到走资派头上。
在特殊情况下，强调自己的死老虎身份，可以成为老运动员们转移视线、以图自保的生存技巧。斗争目标多的地方，死老虎或许会侥幸被忘记，有时也能少受一点折腾磨难、皮肉之苦；斗争目标少的地方，有时被对立的两派临时抓瞎来作为轮流斗争的政治资本，吃了加倍的苦。而那些习惯吃现成饭、打死老虎的人和主张，会被看成是有意“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干扰运动；至少是右倾保守, 怕麻烦、图省事，缺乏革命彻底性和斗志的表现。
（参考资料：傅崇兰、张德信《“死老虎”论可以休矣！》，《人民日报》1967.07.26；杨勋《心路--良知的厄运》“第 34 节 死老虎当会计”，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
偏正词组。与“中心任务”（参见该条）涵义相近，有点让人捉摸不定。搞政治运动、文艺调演，抓卫生突击、计划生育，安排春运、节日供应，赶工程进度、拿体育金牌，刷标语、推广普通话……所有与政治运动直接或间接相关，上级交办的其他带有突击性质的事项，都可以算作政治任务。因为文革社会运转的原动力是政治性的，所以泛政治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服务、服从于上级意志是其最大特征。
任务带有上级向下级派遣的意思：指定担任的工作、指定承担的责任。没有商量只有服从。1949 年以前、以后，中共大量干部队伍是从军队转业其他行业的，很容易把这种强迫命令的工作方式带到党政机关、工农商学卫、社会地方的各个领域；中共善于运用全民动员、整体一致的组织方式，形成集中一切资源打歼灭战的社会整合方法。政治任务作为党组织的部署、意志，在中共意识形态里具有价值的绝对性、至上性、优先性，它容许对逻辑和常识的超越、突破，是一种特殊的游戏规则。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论证水稻亩产万斤就是政治任务，所以可以突破事实、科学、规范、良知的界限。把一项具体工作纳入政治任务范畴，意味着对它超常重要性的强调，赋予它可以特事特办的特权，其他环节、系统都会因此自动找到配合默契的角色位置、运转动作。所以，它既是价值观又是组织原则，既是运作程序又是操作保障等多种要素的统一体。
这一套东西起源很早，文革尤甚。文革邮票有毛泽东形象，所以盖邮戳得保证不污损毛泽东形象，这就成了政治任务，由邮政总局 1967年4月 30 日发出专门通知；破四旧，批斗走资派，接待红卫兵大串联，到处塑、立毛泽东雕像，制造红海洋，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讲用会，大联合，突击发展造反派入党，上
山下乡，推广赤脚医生，改田改土，批林批孔，工农兵上讲台……都是政治任务， 它成了包罗万象的宝葫芦、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1976 年 2 月张春桥通过文化部下达“要创作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和党内走资派作尖锐、复杂、曲折斗争的有思想深度的作品’”，就是以“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一项根本政治任务’”的名义。
在政治挂帅年代的政治任务面前，其他常规性的业务工作，都得避席让路， 无条件把时间、人财物等安排的优先权拱手交出，不能考虑经济效益的回报。可以创造出一切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人工环境和条件的极致。这是“突出政治”的党性原则、组织原则所要求的。但是，政治任务考核的标准，有较大灵活性，基层工作人员为了降低机会成本，也有应付了事的；把主要精力放在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上。为了检查过关，弄虚作假做表面文章，在路口、路边容易看得见的地方，上级到场时做做样子，标语、大字报刷得重重叠叠，口号喊得山响，看上去轰轰烈烈，实际换汤不换药；像猫盖屎一样。抵制、不完成政治任务的后果通常是不换思想就换人（领导）。
政治任务可以是全国一盘棋的自上而下，也可以是各级领导层层加码的自行其是。有了政治任务这剂的万应灵药，官员们的意志随时都能方便地自我加冕为官僚组织的行政命令、尚方宝剑，不必顾忌法律法规的制约和正常审批程序，无需事事动脑筋调查研究、遵循客观规律的论证、决策、实施，一本黄历尽可以不变应万变，反正民意、民生统统都得服从政治需要，更加不在话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在执行中理解”——用政治意志、组织措施代替客观现实和科学规律，就是政治任务理念的内在逻辑。
后来该词在日常运用中也泛化为具有绝对优先权的各种事务的同义词了。带有更多修辞性和世俗意味。但是搞政绩工程、发行党报党刊、反腐倡廉、防“非典”、学习十六大文件、扶贫摊派……都是政治任务。臭名昭著的政治挂帅肩着政治任务的旗号仍在偷偷借尸还魂。
（参考资料：金凤《怎样检查和修订爱国公约？》，《人民日报》1951 年 5 月 23 日；夏玲《闲话“政治任务”》，“河南报业网” 2005-08-17；缚来宾《好一个“政治任务”》）
（1945- ）江苏海滨人。1963 年加入中共。1967 级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1966 年是班文革组长。6 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曾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 18 天。毛泽东否定工作组后，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毛泽东点名、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他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得到周恩来接待，向其了解清华文革情况。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负责人（人称“蒯司令”）。曾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有《蒯大富人生权术 36 则》传世（载《天涯》1998 年第一期）。
同年底在张春桥授意下率先提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1967 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参与上海“一月夺权”。3 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4 月导演了将王光美揪回清华批斗的闹剧。7 月组织北京各校红卫兵包围中南海，成立“揪刘火线”；武汉“七二○”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喊出“打倒徐向前”，并主持召开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其间曾多次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接见。
1968 年夏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致使 18 人死亡，1100 多人受伤，30 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 1000 万元；并在工宣队进驻时发生开枪死人事件，受到毛泽东斥责。
1968 年 12 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三○四厂）任技术员。1970 年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后送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1978年4月 19 日以“反革命罪”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 10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
1987 年刑满开释回宁夏原单位工作。1992 年偕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市登州镇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任工程师。1993 年春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的一家网络公司，不敢以本名示人。曾婉拒凤凰卫视采访。表示承认自己文革中的过错，但不能接受判决书对其怀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动机”的指控。认为文革只有两年，不很同意说“上了毛泽东的当”的说法。
一些文革过来人对他的过去持批评态度，但又表示理解，因为那是一代人、几代人的共同迷误和迷失。而他为此已经承受了 17 年监禁，论惩罚也足够了， 有权利开辟自己新的人生道路。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P17；《文革英雄沉浮录》；田炳信《文革学生领袖蒯大富：不同意 说 “ 上 了 毛 泽 东 的 当 ”》，《 新 快 报 》：“ 网 易 论 坛 ” http://bbs5.news.163.com/board/index.html?url=http%3A//bbs5.news.163. com/board/rep.jsp%3Fb%3Dhistory%26i%3D77293）
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笔名（谐音“螺丝钉”，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另有丁学雷、宫效闻、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谐音“放眼量”）、金风、方耘、常峰等 80 多个笔名（各个写作小组又有自己常用的固定笔名，如文艺组的丁学雷、方泽生、石一歌、任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笔名还是罗思鼎，所以成了上海市委写作组（大批判组）的代称。重头的文章也使用上海市委写作组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批判组、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名义。因为开始办公地点在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私家欧式住宅的丁香花园（长宁区华山路），所以又叫“丁香花园写作班”，后迁至徐汇区康平路 89 号。
正式组建于 1971 年 7 月，迄于 1976 年 10 月（据朱永嘉回忆，该写作组最初萌芽时间在 1960 年代中期中苏论战时，是复旦大学七名年轻教师相约共用的笔名）。是一个编入政府系列、形似松散庞大而结构紧密的行政管理系统，利用“分层控制、多方插手”方法运作，直属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代管）。两人给写作组的批示、书信、电话多至 360 次以上。朱永嘉、王知常、肖木是该写作组的主要负责人；下分哲学组、历史组、文艺组、经济组、党史组、文艺摘编组、自然辩证法组、哲学小辞典组、秘书组等，又下辖有若干外围小组（如“石一歌” 和各种教材编写组）；外围小组人员编制仍在原单位，经费由所在单位担负、筹措、拨付，分合自如，高度集中。在北京设有联络处。由于当时无宣传部的设置， 写作组被认为实际上兼有部分宣传部的管理职能。
其成员历史组以复旦大学教师为班底，别的小组另调有原宣传部、作家协会、华东师大、上海师院等单位的人。计有陈冀德（文学组组长）、陈孝全（石一歌组长）、胡锡涛、郭绍虞、徐辑熙、章培恒、王绍玺、谭其骧、陈旭麓、王守稼、吴乾兑、刘修明、吴欢章、孙光萱、余秋雨、丁志伟、戴厚英、刘景清、姚汉荣、高义龙、胡万春、段瑞夏等近 50 人（加上外围成员，清查时的人数有 300 人）。
撰有文章 1000 多篇。代表作有《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评的投降主义》、《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企业管理的两条路线斗争》、《出笼的前前后后》、《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该写作组活动的历史最长，参与配合的运动最多；写作文体多样，有政论、史论、杂文、小说、教材等，产量最高；组织分工细致周密，作者队伍庞大，直接掌握的刊物最多，可以独立新形成协同作战、轮番冲击能力，声势上超过其他御用写作班子；形成“北有梁效、南有罗思鼎”的格局。
另外还担任了搜集、编印中央、地方党政负责人材料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情报的工作，仅密报张春桥、姚文元的就有 1000 多分。以至于其成员私下议论他们“所干的事，说出去是要杀头的”（代替了文革初期“游雪涛”的功能）。有人据此论定它除了写作班子外，还兼有“情报班子、参谋班子”职能。
1976 年 10 月后，该写作组成员除个别人被拘押（朱永嘉、王知常）、隔离（陈冀德）都受到三年审查，有些人长期受影响，著述出版不顺利，无法评上高级别教授职称（陈旭麓），不能参加学术会议，更遑论出访了；日后再不愿提及这一段伤心史。1977年9月7 日国家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清除中小学教材中“四人帮”及其余党控制的写作班子包括罗思鼎（另有梁效、池恒、初澜、江天、唐晓文等）的言论、文章、形象。
（研究文献：申克鼎《一支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炮队”——评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红旗》杂志 1977 年第 11 期）；陈智超《不能忘记历史——评》（《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 年第 3—4 期合刊）；余开伟编《忏悔还是不忏悔》，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 年版）
名词。活动、变化，游离于组织之外、游离于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规范要求（革命化）之外的念头、想法。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对象。一个“抓”字就把活思想推上了被告席，摆在了被整肃的地位上。流行于 1961——1971 年之间。
在“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林彪）观念[注 1]引导下，突出政治，思想革命化，统一思想，是 1960年代所有单位的工作重点。并总结出一套工作方法。[注 2]这一套观念和方法， 1960 年代中期从部队推广到了地方和全国党政工农商学各个领域。
最初活思想是作为强调思想工作的针对性、防止政治工作空对空提出来的， 后来膨胀成为对一闪而过、私人（非组织）性质的思维活动（被概括为私心杂念） 也要紧抓不放，用毛泽东思想统帅生命的每一分钟——这种强制性的道德律令， 在把政治道德化的同时也把道德政治化。通过党团组织的“民主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常常演变为斗争），“帮助”人们“认识”、“转变”思想、立场。成为抓活思想的形式。抓活思想被列为抓阶级斗争（对敌）和思想建设（修养） 的重要内容。与集体、革命事业、党的领导被视作天经地义相关，个人被视作封资修人生观、利己倾向、不洁思想随时会泛滥的载体。
《人民日报》1964 年（37 期）、1965 年（22 期）开办了“活跃在各地报纸上的活思想”的栏目，把各地媒体报道反映的实际工作、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归纳到“活思想”概念上去，在让人感到新颖、生动的同时，把突出政治、抓活思想的观念，做了潜移默化的推广（实际上用“政治正确”归纳一切，否定了社会生活内容、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性，窄化、歪曲了人们的视野，蕴涵着极大的危险）。是向文革过渡的滑行过程。
其极端发展到文革，就取消了私人生活空间，连个人的情绪波动、个人见解等，都被混同于与公众生活中的政治观念不一致甚或严重对立的离心倾向，连梦寐、口误、非语言表达也会被附会、拔高到政治范畴，进行是非判断，并把它作为批评、批判、惩罚的对象。日常生活被笼罩在政治化阶级斗争的恐怖气氛中。同时，在经常的“斗私批修”（个人或集体的忏悔活动）中，也把活思想作为需要不断警惕、检讨、自我批判的罪恶，陷入神经质的反省和无休止的自责之中， 从而完成了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熔铸到个体生命形式之中的内化。结果是人们连记日记都不敢真实记录。
虽然随着林彪在政治上的倒台，作为概念工具的活思想退出了舆论宣传，但这种对非组织思想情绪的捕捉、管理、整肃的极端方式，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清算。党团积极分子随时向组织汇报思想（活思想）和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 仍然是常规化的政治工作内容、方法。仍活在口语里。
2000 年代有把非分之想（外遇）、不拘一格的思想或内心真实想法，戏称为“活思想”的用法。是一种基于修辞的反讽，对文革意识形态有解构作用。
从“旧书、收藏、古旧书、古籍、二手书、旧书店、图书 、杂志、小儿书、报刊、孔父子旧书网）的目录里，可查到“兴舟书斋”（ 2005年4月 20 日）有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 《抓活思想的六十多个怎么办》(周口专区办事处 1967 年4 月翻印，64 开，267 页 ，9 成品相 )出售。索价 12 元 。
[注 1] 1960 年 10 月，林彪在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正确处理政治工作领域中的四个关系问题：在武器与人的关系上，人的因素第一；在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事务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上，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上，活的思想第一。归根到底，是要做好人的思想工作。这“四个第一” 被 1963 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规定为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
[注 2] 总政治部在 1961 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10—11 月）上总结了抓活思想工作的十条经验。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回答和解决连队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提高觉悟，做好工作。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立竿见影。二、从阶级教育入手。三、从实际出发，抓好两头（“党的政策和上级关于形势、任务的指示”和“连队思想动态和实际问题”两头）。四、抓住苗头，把工作做在前面。五、坚持说服教育，以理服人。六、从多数人的水平出发，逐步提高。七、思想教育运动和经常性的教育相结合。八、人人做思想工作。九、思想领先和注意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十、运用活教材（战士自己的切身经验、自己接触到的现实生活中的大量事实）活方法，来进行教育。
（参考资料：新华社《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几个名词简释——“解放军报”编辑部答读者问》，《人民日报》1964年1月 23 日；方宏礼《被禁锢的“活思想”》“博客网” 2005年8月4日 http://column.bokee.com/82657.html）
意指阶级斗争的最新表现、可能危及现实政治及其权力的种种隐患，和揭示这种表现、隐患的努力；一种把握现实的感知-思维定势、认识-分析方法。它要求从日常细节的蛛丝马迹中寻找有悖于现行政治、政策并危害党国事业、利益的思想倾向、言行、政治意向。在官方舆论机器上流行于 1968—1970 年，而实际影响却远远超越了这一时限。
从宏观大局上看，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必然要求、支撑，如果没有了阶级斗争文革还有什么必要；从经历的运动阶段上看，恰值整党建党、实现革命大联合基础上成立革命委员会、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陈整风等时期，它强调的是对阻碍建立新政权形式的势力，被文革剥夺权力的政治势力， 不能麻痹大意；从微观上看，它给了层层组织者以口实，使他们的整肃合理化。不同时期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具体名义，与不同运动对应着有不同“上挂下联”的内容（帽子）。
阶级斗争新动向理念的对立面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它凭借的武器是革命大批判。被推荐的典型建立了形势分析会制度，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上级革委会的有关指示和安排、报纸上的重要社论，去套下面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对号入座，不管它是否削足适履。
诸如，对工作安排或基层领导有意见、单纯的畏难情绪、政治性口误、与黑九类子女（不管其现实表现好得如何无可挑剔）联姻、欣赏沉醉于四旧（可能是无意用古董茶壶请人喝茶之类小事）、普通的人际矛盾（只因为一方成分不好）、钻研马列原典（不被所在基层组织负责人所认同）……都能被附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并且鼓励热中于打小报告、提供情报的人：入党积极分子，心怀仇隙、怨望者，急于摆脱窘境的运动对象，等等。基于阶级斗争理念的前理解，形成把握现实的感知能力、对认识对象归纳时的非现实特征的过度发展（类似生物学上的特化[注]），是复杂社会生活被高度单一化、政治化的结果，同时又成为它继续恶性膨胀的原因。对现象进行毫无节制的无限推衍，直至抽象到可怕的本质—— 政治罪名上去。既大胆假设（不问事实），又大胆求证（不讲逻辑的因果）。并且有追逐离奇情节、耸人听闻的戏剧性趣味、偏好、冲动。
文革作为缺乏合法性基础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处于极其虚弱的地位，因此对异端有过敏性偏执。由于对安全系数的过高期许、定义（在安全感缺乏的恐惧推动下产生类似受迫害的妄想），把先下手为强的主动进攻当作了最好的防御。同时营造社会处于危机（资本主义复辟：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中的恐怖气氛，成为诱使社会成员向统治者授权、并产生认同感和归宿感的手段。
阶级斗争新动向观念蕴涵着对事物、矛盾、认识多样性的否定，绝对不容忍， 对统一、一律的过分强调，扼杀了社会的活力和发展的多样性可能，也最终削弱了统治者的合法性基础。为了维护极权而损害了极权，走向自己的反面。
2000 年代有善于修辞者，把政治性新趋势、影响重大的新情况，戏拟、夸饰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以期陌生化效果引起受众的新奇感。
[注] 引起大规模绝灭包括恐龙绝灭的内因是生物特化。凡不与自然平衡， 而造成生物体某一方面非自然的过度发展，被称做特化。食物特化、环境特化、体能特化、生殖特化，都最终将导致演化失衡，所以特化往往是灭亡的先兆。
（参考资料：新华社《贵州黔西县洪水公社革委会建立形势分析会制度 用毛泽东思想分析阶级斗争新动向》，《人民日报》1968年6月 12 日；周舵《自 杀──一个案例研究》，“爱智论坛” ； 殷鸿福《生命演化再次引起关注》，原载《大众科技报》，转自“学生科技网” ）
名词。政治工作组（或“处”、“部”）的简称，文革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里的部门设置。其时有批判官僚主义的标榜，所以时尚表现出一定程度“抑” 官倾向。初期往往有弱化、淡化官阶做法，精简机构，把官阶往小处说，即其体现形式之一。中、后期“组”改为“处”、“部”（级别高、规模大的单位），曲折透露出官本位公开复辟（有“一夜回到文革前”之慨）的信息。
在相当于省市级政府的革委会里，一种情况是一个统管宣传、文化、教育、群工等职能部门（早期；多数），一种情况是职能部门里的一个分支机构（中、晚期；少数）。在一般单位，兼有宣传、人事、保卫、办公室等工作职能，而以人事工作为主（不同地区、系统、单位的具体设置上，略有差异）。在各职能部门里的地位特别显要，由一把手直管、负责。管理干部职工的档案，人事任免的报批、程序，组织政治学习，政治运动的组织、管理，治安保卫乃至计划生育、家庭纠纷调解、工青妇工作等。凡是够得上“中心工作”序列的都可以纳入政工组（处、部）的工作范围。其职能范围比文革前更为扩大，成为包罗万象的不管部；人员编制亦不断膨胀，一扩再扩。较多借用、以工代干者。
由于政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工组（处、部）经手、管理、决定着一个单位的运动进展，能接触主宰运动中的人们的命运的部分，工作性质决定了它的透明度最低：人们只知道结果不知道过程（甚至结果也不全知）。因此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且令人生畏。它的工作人员都是出身红五类的党员干部，其中不少是复员转业军人。经历了文革军管、军训和“全国学人民解放军”风尚的熏染，更促使这一趋势定形化。这些人受教育程度普遍偏较低（最高学历高中），成分好、政治历史清白，思想相对单纯，较少沾染市民经验、智慧，被认为政治上可靠，组织观念强（作为城市的异己者自然倾向靠拢组织，以求自救、发展）；比其他业务部门更多接触领导层，工作、忠诚易于被了解、重视，更多擢升机会， 成了“干部后备处”。这一惯性一直延续到文革以后很久。形成单位政治的“政工系”现象。
1980 年代、1990 年代以后，政工组（处、部）又被分解职能专门、细密的“人事”、“保卫”、“办公室”等部门，机构膨胀、冗员日增。政工组（处、部） 的运动职能消亡，其重要性也随经济工作日趋占据中心地位增强，相对下降。部分连名义也做了更易（军队、院校里仍保留了这样的设置）。2000 年代前后改称“人力资源部”。
（参考资料：人民解放军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武装部《把我军着重政治建军的光荣传统带进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1968年8月3 日；《广州市志》“第二节 政权机关” ）
谓补结构短语。使安排分散的人群纳入到某种有序的统一组织和社会目标里，从而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整体性。这是中共社会动员和人事管理、社会整合-控制的方法。
1949 年以前组织起来的针对性，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完成民族国家的建设。在中共早期战略家们看来，近代国家、社会的积弱是与人民处于一盘散沙，没有觉悟，没有目标，没有组织是相联系的。毛泽东写于 1919 年的《民众的大联合》（见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即主张，宗教、学术、政治、社会的改造，“都必有大联合”，才能“鹫旗换了红旗”，“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求到他们的利益”。具体办法就是通过吃大户、打土豪、分田地，把贫困农民组织起来闹革命；1927 年后的 10 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战的减租减息、四年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植根于土改、减租等争取到的广大兵源，及其合法性。其极端的表现，是儿童团的发动、组织和解放战争中大规模的支前运动（陈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的两轮车推出来的）。
1949 年后组织起来的针对性，是现代化和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因为中共已经处于执政党地位，组织手段的正规化、多样化、细密化，更加今非昔比了。从组织系统看，中共党的系统有中央、省市县区、单位党委、支部、小组，社群有各种群团组织（工[会]青[年团/红卫兵]妇[联]少[先队/红小兵]）[注 1]、民主党派，有相应的各级行政管理机关、企事业单位组织，有全国、省市县区、乡、村和街道公安部、局、派出所、居委会（文革中的向阳院）……形成一个纵横交错、无所不至的网络系统，渗透到社会的神经末梢。从管理手段看，在政治上有人事档案管理（所在单位），通过记载当事者的历史、现实情况，使之就范于现存秩序；在法律、治安上有户籍管理（所在地段、乡村）[注 2]，在物资供应上有粮油棉布票证的发放管理（所在街道、粮店）……而政治学习、组织生活、谈心、思想汇报等一整套制度，更是通过意识形态、人际关怀的劝说，把最高层的统治意志通过环环相扣的组织系统，渗透、贯彻的细胞式、单位化的基层组织， 其功能强大达于无微不至、无远弗届、令人恐怖的地步。
社会生产则通过计划形式组织起来（以统购统销作保证），成为 1949 年以后中国工业化的一个发展路径。一大二公的单一经济成分，连续多个 5 年计划把全国经济纳入一盘棋来规划，以行政命令取代经济规律（党政不分的运行机制），以举国体制极大地调动了现有资源，速成式地搞起了一个工业基础，却是以牺牲经济多样性和剥夺农业、农民利益为代价。经济活力越来越枯竭。
运动就成为一种经常性的组织形式。据统计，文革 10 年每年平均有 3 次运动以上，大运动套小运动，一个没完又来一个：红卫兵、革委会、专案组、学习班、“五七干校”、群专（参见“群众专政指挥部”词条）、向阳院……没有制度约束、规范的阶段性组织，破坏了政策的连续性和法制的稳定性，在不间断的无效整合中虚耗、透支巨额社会成本。短时期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伴随着制度自我修复的强劲反弹，社会组织成本的无限膨胀吞噬了自身的活力。
所以，宣传鼓动是中共诸职能部门中最受重视的一个，走马换将最频繁的一个。标语口号、决心书、挑战书、活学活用（天天读、斗私批修、积代会）、大批判、批斗、思想总结……都是意识形态的组织化常规操作，组织与意识形态的一体化，既通过组织运作向人们进行思想渗透，又为组织运作的合法性提供强大支援。
[注 1]细微致密到了连残疾人都有残（疾人）联（合会）的地步。其前身是聋哑人协会、社会福利工厂（盲、聋、肢残人的生产组织）、残废者福利院等组织。
[注 2]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社会自由流动水平最低的时期，犯罪率低也与此相关。
（参考资料：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人民日报》1970 年 2月3 日；大寨大队基干民兵 贾爱国、高玉良《人民群众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人民日报》1974 年 10 月 17 日；《中共革命探秘—— 两 个 局 外 人 的 对 谈 录 之 五 》 ， “ 世 纪 中 国 ”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2834）
名词。政治上要求进取，工作上敬业、精业，表现热心积极的人。与运动、政治相联系的有：土改积极分子、扫盲积极分子、反右积极分子、四清积极分子、学雷锋积极分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文革积极分子、斗批改积极分子、批林批孔积极分子、阶级斗争积极分子、运动积极分子、入党积极分子、扫黄积极分子、妇女积极分子、街道积极分子……不带政治色彩的有：劳动积极分子、文（娱）体（育）活动积极分子……
往往由组织（所在单位或驻地政府）授予荣誉称号，是被列入依靠对象，可以记入履历表“曾受何种奖励”一栏的。既是正面肯定、被大力奖掖倡导的社会范畴、行为模式，又是一种社会动员工具、社会控制手段。文革运动密度大于以往，积极分子（最多的是各式学毛著积极分子）群体也大于以往；积代会的规模、频率也空前绝后。
虽然人人都要参加集中强化学习文件、向党交心和坦白个人历史、自我解剖和批判、用体力劳动来触及思想，但是对这一套的接受程度（内化、践履）仍然很不一样。争取充当积极分子的过程充满了竞争，为了凸显自己的“积极”，竞争者们必须想方设法“表现”自己，把自己变成少数“表现”突出的人。在公众场合讲假话、大话、空话时，“积极分子”们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他们具有带头表态、把表态的调子拉高、形成对“不积极分子”们的压力的功能。往更深层次看，积极分子们的“表现”、“示范”把这个“表演”（内隐的“假”）变成了表面上的“真”，从而实现了领导层进行社会动员，接受革命的教条、服从纪律和效忠的政治和组织要求，对个人的思想、心理甚至个性、行为实现社会控制，直至把自己完全等同于党的工具的目标。成为在日常生活中改变人类的价值和个人关系的一部分。
积极分子构成权力体制外延的同时，还是进入权力体制的一条必要通道本身。入党是这个同质驯化过程的起步。怎样进入培养对象的名单，深入学习党章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反复递交申请，自觉肃清自己头脑里残存的非组织倾向，经常汇报思想，在组织的考验面前不气馁、没怨言，被人叹为精深学问。由于运动频仍，前后目标抵牾，积极分子的命运也充满变数：反右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在“文革”中又成了黑党委的爪牙；“文革”中反对造反、保皇的，很快被批判为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支持并参加造反的，工宣队一来又成了“五一六”…… 1980 年代以来，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得越来越少，随着非意识形态影响日盛、社会整合、统摄力日弛和人们独立思考能力的增强，对这个词的认同程度越来越低，在大多数老百姓的心目中，“积极分子”已从正面变成负面，成为取笑的话柄了。发展组织工作也日益被纳入制度化重要日程，有大量网页辅导人们了解、学习提请申请等一系列操作技巧。
（参考资料：程晓农《知识分子与“积极分子”》，“世纪中国”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5390；余岱宗《全景控制与积极分子文化——以 1950—1970 年代文艺作品为中心》，“文化研究网” http://www.culstudies.com ;；《党组织如何培养和帮助积极分子入党》，“积极分子学习园地” http://202.127.204.25/admin/suoban/gzzgl/d14.htm）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梁效”即“两校”的谐音。另外还有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也是该写作组的笔名；但以“梁效”的使用频率最高、名声最大。如遇有特别重要、需要正式身分的文章，仍署全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名义。
该写作班子除了有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迟群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头头转达、贯彻外，主要也根据江青等钓鱼台楼主的授意，或揣测他们的意图进行写作。前后共发表了 181 篇为他们政治需要服务的文章（撰写219 篇），其中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其文章多数以显赫位置，首发于《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历史研究》也在他们掌握之中。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先后转载； 被视为中央高层意图的反映。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足见显赫。其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主导材料。而《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事件剖析》、《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文章，为梁效的代表作。
梁效不见于报端的活动，还有搜集、整理江青等订购的材料（30 多种），供他们作为攻击政敌（包括国务院各部委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官员）的炮弹。在决定命运的 1976 年，梁效的写作、活动异常活跃，达到高潮。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等地多次与梁效班子工作人员接谈、合影、宴会，送文冠果、点心等。该写作班子有四人选为第四届人大代表，一人参加中共十大，两人列名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享受当时很高政治待遇。哲学史家冯友兰、历史学家周一良、文学史家林庚、语言学家魏建功任顾问。
与“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组）、“初澜”（文化部写作组）相比，它权威更高，后台老板更硬，政治影响力更强，消息来源更广，名气更大，网罗的知名学者更多。目光敏锐，能够预流，敢为天下先， 成为政治运动风向标；背靠权势，说话硬气，没有不敢上的纲，语势霸道不容辩驳；点化典籍引文，善于细节描写，行文生动、讲究气势，雄辩而感染力强。
参加写作组活动的，年轻一代有范达人（著有《比较当代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何芳川、汤一介、叶朗、胡经之、冯天瑜、何业彰、余维明等， 1980 年代以后也成为国内声名卓著的历史学家、文艺学家。
1976 年 10 月后，该写作班子因被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点名，其成员都受到范围不同、程度不一、长短各异的批判、审查，要求说清楚其与四人帮的关系； 部分人员直到 1980 年代初才得以解脱，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研究著述、出席各种会议、旅行出访。
(研究文献：《“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动员令──评梁效》（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北京大学理论组《“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梁效》（《红旗》杂志 1978 年第 2 期）、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香港：1999 年)
文革时期特殊的集体署名形式、组织形式。由权力机构（党政合一的革委会） 组织，并直接听命于权力、服务于权力及其意识形态的御用写作群体。参与者没有自己的思想，而以忠诚地揣摩领袖意志、上级指示的耐心、细腻、透彻拼凑起来的思想。
其中最著名的是梁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组）、唐晓文（中央党校写作组）、初澜（文化部写作组）、洪广思（北京市委写作组）等（参详各条）。为了造声势，一个写作组常常使用多个笔名（多达二三十个）。写作组的领导者是当时负责意识形态的官员（迟群、徐景贤），有高级别的政治活动家（江青、张春桥）做主心骨，在背后指挥、操控，甚至直接下达任务、题旨，督促、检查、审核，直到选择、安排发表时机。许多文章在党报（《人民日报》）党刊（《红旗》杂志）最重要的位置发表,有的还由新华社发通稿，被指定为政治学习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以中共中央 1974 年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出），甚至就是当时政治斗争的本身（如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集体创作从延安时期的文革文艺开始就已经出现（《兄妹开荒》、《白毛女》）， 1950 年代以后的厂史、村史和中苏论战的九评写作班子等继续有所发展，到文革中后期达到鼎盛期。从中央各部委到各省市，都效法上海市委和北大清华做法， 成立了写作组。是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的。
参与者是一群在没有个人出路（连署名、稿费这样的著作权也不存在）的年代，寻找个人出路的有不同才华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自己的致命伤：或者是家庭出身不好（黑五类、灰五类），或者是个人经历上有污点（右派、插过白旗），或者是前不久被打倒的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为了避祸自保， 为了伸展抱负（“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不惜扭曲、抹杀自我，积极认同当时的主流、权力意识形态，并以加入权力话语的制作、传播为荣。这种致命伤刺激他们表现出忠诚的极大积极性、依附奴性的彻底。
成员是从各单位精选而来。其驻地、办公条件、资料查阅、个人待遇（从伙食补贴到随侍当红领导、参加党代会人代会等政治荣誉）都是当时最好的。有严格的保密制度，成员不得向外（包括亲属、朋友）透露写作组内情。据揭发材料称，他们还根据高层的特殊要求，整理授意者政敌的黑材料。
从对意识形态合理化的细密、精致加工的巨大贡献来看，他们是同谋、技术性工程师；从绝对尊崇权力话语、与官方亦步亦趋、没有独立意志来看，他们又都是寄生虫、应声虫。他们的入股资本是学术，做的工作却是拆散、糟蹋学术， 按权力要求、定货，来料加工，做成打人的棍子、匕首，外面给裹上伪学术的包装。成员的动机虽然有迫不得已被点名应卯型（消极不自由）和主动请缨型（积极不自由），但实际情况是不易区别、互有错综。但这一区别的有限意义也多在入局之初。一些研究者的恕道（丁东）固然有其合理性，指出“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是以执政党的名义建立的”、“中国知识分子从 50 年代来在整体上已经被改造得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但在敏感问题上却缺乏解释力。比如从大量影射史学、文学的出品和破坏性上看，加工制作者的创造性恐怕不仅仅是被动、被迫（追溯到德性就够了吗？）就可以说清的。
参与者在当时以能预闻机密而自傲、自矜，也引得一般人羡慕。文革后受到“说清楚”的三年清查，个别帮派分子被逮捕、判刑，多数人区别严重问题和一般问题结论。一些人后来成为学术界的建树卓著者。
小说、剧本之类文艺作品的集体创作，也署写作组名义。组织成员和角色是： 领导（党）出思想，群众（工农兵业余作者）出生活，执笔者（专业作家、编辑） 出技巧（结构、修辞）。典型作品有《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署名“南哨”）等。这种“三结合”创作模式，据说是文艺战线的“新生事物”，“有利于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有利于抓好重点题材的创作”，“有利于破除‘创作私有’的陈腐观念，形成共产主义的协作之风”，“从工农兵中培养作者，形成一支宏大的无产阶级创作队伍”。主张把文科大学办成写作组。研究者认为，集体创作以阶级共性遮蔽人的个性，以物质生产的普遍性取消精神生产的特殊性，揭示出群众性政治文化、集体话语、权力话语对个人性的消解。
（参考资料：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人民日报》1970 年 1 月 15 日；洪子诚等《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丁东《文革“写作组”初探 》，“ 博客中国” 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70252.html）
名词。原指中共在各个历史阶段组织队伍（依靠哪个阶级阶层、团结哪个阶级阶层、打击哪个阶级阶层）的方针政策。对外，它作为一种重要依据，具有确定统一战线工作对象，判断阶级力量对比的政治形势，制定相应策略的方法论功能；对内，它是组织工作的重要原则。
在 1949 年建政以前，中共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做法，因为它的第一代创始人多为富裕家庭出身的子弟，而且它的在野地位也不容许它采取关门主义的组织路线。但讲究阶级路线，仍然有它的传统。中共第三任总书记向忠发的当选，虽然部分与当时革命的中心北移武汉（时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相关，但从能力上看不如当时的许多人，因为他是工人就被选为了总书记。[注 1]
但是，由于党团组织在行政机关、企事业、学校等的普遍存在，和强大政治-行政影响力，本来是党团组织内部准则的阶级路线，就成为国家意志，外化为社会组织的一般原则、规范了。用于指导、处理诸如升学、入伍、提干、调资这类人事工作。亲不亲阶级分：只要是红五类成绩差点也可以晋升，有过错也可以豁免；只要是黑五类成绩再好也无法晋升，问题小也可以化大，无限上纲。
文革中，划分阶级的标准，从经济地位（资本家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知识分子），发展到权力资产阶级（走资派）。随意性、覆盖面都有所增加。大学教育对“重在表现”微弱呼声[注 2]成了“反对党的阶级路线”，培养“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接班人”的走资派罪行。“有教无类”被当成修正主义的“全民教育”，被置于阶级路线的对立面，受到猛烈批判。阶级路线具体化、极端表现为成分论甚至血统论，成了抓阶级斗争的方便法门。在宁左勿右年代，在抓运动、甄别打击对象，发展党团队伍、选拔干部、升学、入伍等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红五类优先，是最少争议、稳妥、保险的做法。
文革后官方政策认定，中国社会“阶级状况早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富农阶级已经消灭，资本家阶级也已不再存在。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四化建设的主力军”。2000 年代前后更以“中国最广大人民”（三个代表之一）消解了传统的阶级路线。
[注 1]中共高层曾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工人领袖的领导作用发挥不足。因此“八七”会议上苏兆征、向忠发、王荷波（邓培已在广州遇害）当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1927 年11 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海），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进一步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人成份问题：“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绝不能使党的指导工作保持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从支部、到区、县、市、省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 1931年1月7 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新改选的政治局委员中，“十六人中十人是工人出身”。而继向忠发之后，共产国际再也不提找工人来做中国领袖的事了。但重视工农干部的组织惯性的正统仍然长期有效。
[注 2]当时的大批判文章提供的统计数字说,1958 年以前，北大每年招生总数中，工农子弟一般占 90%左右。1961 年以后，工农子弟的比例逐年下降，到1963 年，工农子弟只占 52.8%。
（参考资料：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杨奎松个人网站” 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rwyj/000102.htm；陈金星《北大黑帮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的罪行》，《人民日报》1966年6月 23 日；山红《戳穿“有教无类” 的骗局》，《人民日报》1967 年 12月6 日；宋任穷《关于今后脱产干部来源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7月 19 日）
意指文革期间军队执行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的群众组织）、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任务。
继 1967 年一月风暴开始全面夺权，迅速出现各地造反派分裂、抢权、武斗的混乱、破坏，党政机关和公检法系统濒于瘫痪的无政府主义局面。1 月 23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引用毛泽东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并说：“……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人民解放军……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此作了 5 点具体规定。
动用人民解放军支持所谓左派，进行夺权斗争，是毛泽东推进文革的带有战略性的重大决策。解放军先后派出 280 多力人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一大批军事干部担任了地方各级党政机构的领导职务，[注 2]在制止 1967 年—1968 年武斗、建立革委会的文革第一阶段产生重大影响。中共九大以后，随着各级党组织的重建，人民解放军的任务逐渐收缩。
1972年8月 2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文件肯定“整个三支两军的成绩是巨大的，决不可以低估三支两军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同时“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破坏，使三支两军工作在某些方面受到了干扰”；“因为没有经验，三支两军工作中出现某些缺点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决定》说“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凡是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
此后，各地的“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部、联络站等机构陆续撤销。“三支两军”人员除少数已确定留地方任职者外，大部分陆续撤回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对稳定当时局势、保证国家机器和工农业生产（支工、支农）在最低水平上的正常运转起了部分积极作用。但是在执行文革错误方针的大前提下，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部队支持派性组织、深陷于地方造反派的纠葛中，干扰地方政务，造成军地关系紧张、军队自身建设松弛等消极后果。
[注 1] 1967年8月 19 日，李文忠率某部6连4 排在江西某地执行任务。当行船遇险突然下沉时，全排战士奋勇抢救落水群众，使 50 多人脱险，李文忠连续救起 5 名落水群众后牺牲，另有两名战士牺牲。
[注 2]有统计数字称，4.9 万人担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委员，军队干部兼任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的占全国 70%。
（参考资料：廖盖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赵国勤《试析“三支两军”的实践活动及其客观作用》，载张化编《回首“文革”》下，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 2000 年版）
《大海航行靠舵手》
1. 歌曲作品名。初为《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注]，由哈尔滨文艺工作者李郁文作词、王双印谱曲，创作于 1964 年。当年 6 月，周总理在哈尔滨欢迎朝鲜领导人崔庸健时，王双印曾上场演唱自创新歌。1965 年初，《红旗》杂志发表了《大唱十首革命歌曲》的社论，这首歌名列榜首，歌名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很快唱红全国，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据称首唱者是歌唱家贾世骏。 1966 年 8、9 月上海广播电台、电视台都改用本曲为开始曲。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总是被安排在《大海航行靠舵手》乐曲响起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广播电台的规律是早晨以《东方红》报告一天的开始，傍晚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晚上七点三十分。群众集会（包括官方正式会议和民间婚礼等）散会和文艺演出结束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成为固定模式。是风行一时、热火朝天的忠字舞的主要伴舞曲目。列车到达终点站也要播放本曲欢送旅客离车、离站。在《义勇军进行曲》被废时有准国歌之称。数年如一日的重复，难免造成审美疲劳。
曲作者王双印因此既有先后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当选中共黑龙江省省委委员，担任省革命样板戏剧团的负责人，被提升为省文化局副局长的荣耀，也有揭批四人帮、林彪反党集团以及清查其残渣余孽的运动中，被专案组加以“上了贼船”罪名而致隔离审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党籍，长达 10 年政治审查的厄运。
2000 年代前后，湖北宜化长阳化工公司（简称长化公司）职工高唱“革命歌曲”颂扬领导，把本曲改成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宜化发展靠董事长”。受到媒体舆论多方抨击。本曲是南街村常播、常唱的保留曲目之一。《大海航行靠舵手》电影海报以 5000 元的不菲价格走俏收藏品市场。互联网上能找到不少本曲的下载网址。
2. 林彪题词。1967 年文革发展到了“向走资派夺权”的阶段，“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使全国上下处于一片混乱状态，武斗、打砸抢成风；停产、停课搞阶级斗争；是非、敌我混淆。毛泽东决定派军队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成为军队介入地方政治的突破口。是年 11 月底，林彪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之机，接见与会代表，并亲笔为他们题写了当时最流行的两句歌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树立高举形象。随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各大报刊纷纷刊登了这一题词的手迹。
3. 文革邮票。邮电部于 1967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诞辰纪念日，以林彪手书题词为题材，发行“文八”邮票（40X30mm，万维生设计，发行 1000 万枚）一套一枚，面值八分。该邮票将题词烫金，背衬大红底色。从林彪题词到邮票发行不足一个月时间，从选题审批到设计制版和印刷发行，种种环节皆能顺利运行，简直就是政治挂帅时代创造的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 1997 年版》报告参考价 130 元。
[注]两段歌词为：“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参考资料：《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不落的红太阳（歌曲集）》，人民音乐 出版社 1977 年版；《“大海航行靠舵手”流行的前前后后》，转自《追忆瞬间》，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2 年 1 月版；刘发生《“文革”珍邮“林彪题词”如何问世》，香港《大公报》2005 年 10 月 14 日）
不同于过了当打之年，超龄、退役运动员的原义。用以比喻、特指历次政治运动都被殃及、整肃的倒霉蛋。语含悲悯、辛酸、无奈。可与“死老虎”参见。老，指他们被政治运动整肃的次数多、资历深、经见广博、受的罪大；老，指他们通过多次运动整肃积累起一套经验来，比较懂得如何去应对；老，也指他们心理承受力比初次遭遇者为好，世事看得通透，或者虱多不痒债多不愁，身心俱疲麻木了，有老油条的意思。
他们可分为三类人：一类是党内斗争失败的牺牲品（如于光远、冯雪峰等知识分子），有从苏区肃反、延安整风就开始，次次被整肃，一次不落的。包括左联作家、志愿军战俘和文革中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等在内。一类是留美留欧回来有独立见解、学有专长、卓有建树的自由知识分子（如费孝通、潘光旦、吴文藻等），从三五反、思想批判（改造）、反右、四清到文革的学术权威等历次运动，也一次没落下。包括画家、演员等艺术家和各类持才傲物的技术性专家在内。一类是因阶级成分、政治面貌不好而被打入另册者（黑五类、黑九类），总是被当作政治运动的调料盐，什么菜品都往里撒点。包括因时运不济、性格缺陷而处于尴尬困苦窘境的人。
政治运动被当作常规化组织-工作形式，整肃被当作使人向心、归心的考验和恐吓手段，成为人们的一种生存常态，因此几乎所有人都无法逃脱它的魔掌。
文革中，他们被批斗、抄家，坐喷气式、戴高帽游街、被殴打、唱《嚎歌》、请罪，责令写各种外调材料，更关入牛棚、发配干校，宽大住房被安插进二三家革命群众，停止工作，冻结工资、发给基本生活费，被强制做扫大街、打杂工的体力活，在干校住‘干打垒’的房子，养猪、放牛、插秧、看菜地……这些活社会最下层的人们，谁都可以拿他们开刀，还没有人敢于为他们出头说话。所有新的运动花样都要与老运动员联系起来，上挂下联，把侮辱人当成革命，表现主事者的觉悟和工作成绩，当成开心乐趣。不但他们本人受尽欺凌，还祸及无辜妻儿——被当作“XXX 臭老婆”、“狗崽子”，受到种种歧视，基本福利被剥夺，正当出路被堵塞。
亦指善于在文革政治运动的旋涡中投机取巧获利者。语含讽刺、贬损、不屑。[注]这些人久经运动，从恶的方面吸取经验教训，识时务者为俊杰昧了良心反戈一击，顺应时事整人自保，亮相投靠过去为暴逆者支撑门面；权势者指向哪里打到哪里，一改昔日学术主张为现实服务，画眉深浅随呼唤，左右逢源，偏偏时时都能吃得开，任何时候都能立于不败之地。近于“风派”，典型人物有马天水、郭沫若、袁达观（王蒙小说《青狐》中人物）等。或者是靠造反起家者，凭借批斗、抄家、整人的积极表现而发迹，入党做官进入政坛。近于“震派”，典型人物有陈阿大等。成为运动的赢家（出于主动、被动的都有）。
文革后，老运动员成了自己清白的证明、辩词，可以炫耀的资本，提示着时尚风气的变化。
[注]老运动员同时喻有同情、鄙弃两种意指情态。同一喻体（能指）而喻义（所指）不同的矛盾歧异现象，是因为事物的性质是多方面的；不同的打比方的人只能取其一点，而不及其余，就为从其他方面打比方留下了可能空间。使得“指（denotatum）同而旨（significatum）异”。比喻的双方，都只有部分相同，而不是全部相同。才有“比喻总是跛脚”（不周延）的说法。
（参考资料：肖复兴 《风动石》，《人民日报》1988 年 10 月 31 日；孙犁《罗汉松》，《人民日报》1988年8月7 日；钱钟书《管锥篇》，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第一册“周易正义二七则”一六归妹“比喻有两柄亦有多边”）
主谓结构短语。
1.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颂词。出于1968 年 9 月 7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注]：“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全国军民实现了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同日北京举行了数十万人的庆祝大会。从 1967年1 月上海夺权、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至 1968 年 9 月 5 日西藏、新疆自治区革委会同时成立，经历了 20 个月包括派性冲突、武斗在内的各种坎坷曲折、动乱反复，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都完成了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使命。
在当时主政者看来，文革以前的各地党政领导机关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派篡夺了“党、政、文、财大权”, 都是“黑”的。文革夺权后的革委会，是“反复辟”的胜利，此谓之“全国山河一片红”。
但据统计数字称，由于国民经济秩序混乱工农业持续衰退，社会生产总值1967 年比上年下降 9.9%,1968 年比上年再降 4.7%。
1 黑龙江省 1967.1.31. 潘复生、汪家道
2 山东省 1967.2.3. 王效禹、杨得志、韩金海
3 上海市 1967.2.5.*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4 贵州省 1967.2.14. 李再含、张 明、李 立
5 山西省 1967.3.8.** 刘格平、张日清、陈永贵
6 北京市 1967.4.20. 谢富治、吴 德、聂元梓
7 青海省 1967.8.12. 刘贤权、张江霖、达洛
8 内蒙古自治区 1967.11.1. 滕海清、吴涛、高锦明
9 天津市 1967.12.6. 解学恭、萧思明、郑三生
10 江西省 1968.1.5. 程世清、杨栋梁、万里浪
11 甘肃省 1968.1.2. 冼恒汉、张 忠、胡继宗
12 河南省 1968.1.27. 刘建勋、王 新、纪登奎、耿起昌
13 河北省 1968.2.3. 李雪峰、刘子厚、马辉、耿长锁
14 湖北省 1968.2.5. 曾思玉、刘丰、张体学
15 广东省 1968.2.21. 黄永胜、孔石泉、陈 郁
16 吉林省 1968.3.6. 王淮湘、阮泊生、郑季翘
17 江苏省 1968.3.23. 许世友、吴大胜、杨广立
18 浙江省 1968.3.24. 南 萍、陈励耘、熊应堂、赖可可
19 湖南省 1968.4.8. 黎 原、龙书金、华国锋、张伯森
20 宁夏回族自治区 1968.4.10. 康健民、张怀礼、徐洪学
21 安徽省 1968.4.18. 李德生、廖成美、宋佩璋
22 陕西省 1968.5.1. 李瑞山、黄经耀、胡 炜
23 辽宁省 1968.5.10. 陈锡联、李伯秋、王 良、毛远新
24 四川省 1968.5.31. 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
25 云南省 1968.8.13. 谭甫仁、周 兴、陈 康、段思英
26 福建省1968.8.14. 韩先楚、皮定钧、蓝荣玉
27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68.8.26. 韦国清、欧致富、安平生
28 西藏自治区 1968.9.5. 曾雍雅、任 荣、巴 桑
2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68.9.5. 龙书金、赛福鼎
*上海市于 1967年1月 11 日夺权，2 月5 日成立革委会。
**山西省于 1967年1月 12 日夺权，3 月 19 日成立革委会。
2.纪念邮票。中国人民邮政预定 1968 年 11 月 25 日发行的、以庆祝全国 29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委会为主题的纪念邮票。P（齿孔）111/2×11，邮票规格 30×40mm，整张枚数 50（10×5），[G]（背面刷胶），单枚邮票顺序号（1），面值 8分，图案说明：工农兵和地图，[D]（设计者）万维生。因发现“一片红”的中国版图未包括台湾、北部国境线描绘有误，而撤销发行。但在正式发行前已有部分邮票流出，因此成为罕见的文革错票。1980 年代开始就在邮市上受到买家追捧。1992年6月 28 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的邮品拍卖会上以 22000 元的最高价成交。
[注]每个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最高舆论机关都要发表庆祝性社论，已经成为中央政府以示认可的一种惯例。而每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也要向毛泽东、党中央发致敬电。
（参考资料：郑谦、张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三，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3年版；李晓建《首次国家组织的邮品拍卖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1992 年 6 月 30 日）
文革中对走资派夺权后，中国省以下各级政府和基层单位的基本组织形式。简称革委会（口语）。被许为文革的新生事物。从 1967 年到 1979 年存续了 12 年。
20 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毛泽东就试图解决国家政权机关中的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为此有过一些设想和实践。[注]
毛泽东在文革发轫时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后，就曾设想仿照巴黎公社形式对国家政权机关进行改造。16 条规定曾把文化革命委员会定性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组织性质的权力机构。虽不同于后来的政权形式，但也暗示出某些雏形。
1967年1月 31 日黑龙江省成立了全省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2月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指出黑龙江的经验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第一次明确提出革命委员会和三结合的概念。《红旗》杂志第五期（3 月 31 日）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 引述毛泽东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除了三结合外，精简机构和党政一体化，是革委会的主要特点。原来的司、处、科、股被取消，改称为“领导小组”，例如文教组、宣传组、工交组等；每个“组”的实际职能，就是原政府相应机构的职能。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只有 200 名工作人员左右，是原省委、省人委工作人员的 1/30；在工厂设革命、生产、生活三个办公室。所不同的是，党政不分了——革命委员会下设的“组”，既是党也是政，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即实行“一元化”领导。原则是建立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必须由中央批准，主要领导人必须是由中央派出的或被中央认可的。
革委会成员一般不是选举产生，是“反复的争论、酝酿、协商、审查，才推选出来的”。取决于群众造反组织所处态势和审查机关的主观意志。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 4000 多名委员有一半群众代表没有经过民主选举。懂业务的知识分子较少，无法承担科学领导和管理各项工作的需要。
1970年6月 22 日，中共中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国务院各部门设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确定：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的 90 个精简为 27 个，各部委干部编制总数压掉 82％，27 个部委干部只留下原来干部编制总数的 18％(实际上原干部留用少于 18％，因为后派来的军队干部占了编制数量)。各部委均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除一些仍保留的部委外，有一些部委进行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级机构，建立革命委员会，有：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含原国家计委、经委、国务院工交办、国家物委、物资部、地质部、劳动部、统计局、中央安置办公室）；国家基本建设革命委员会（含原国家建委、建工部、建材部、中央基建政治部）；一机部革命委员会（含原一机部、八机部）；燃料化工部革命委员会（含原石油部、化工部、煤炭部）；交通部革命委员会（含原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的邮政部分）；轻工部革命委员会（含原纺织部、一轻部、二轻部）；财政部革命委员会（含原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部革命委员会（含原商业部、粮食部、供销合作总社、中国工商局）；外贸部革命委员会（含原外贸部、国际贸易促进会）；农林部革命委员会（含原农业部、林业部、农垦部、水产部、国务院农林办、中央农村政治部）。撤销最高人民检察院、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民委、侨委等。邮电部的电信部分、国家测绘总局、气象局、民航总局已经先期划入军队的总参、空军编制。保留了外交部、国务院办公室、国务院文化组、国务院科教组。在中央部级单位，革命委员会和部、办、组两种名称序列并存。
1975 年 1 月四届全国人大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地方各 级‘革命委员会’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而此前，革命委员会一直就是集人大、政府权力于一身而存在的。
197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取消革命委员会制度，恢复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制度。
[注]当时毛泽东只是想通过采取一些改革措施，精简机构，强化干部的为人民服务意识，并没有打算改变政权组织机构的形式和名称。一些努力都因短期效果后出现反弹而失败。陈伯达在 1958 年发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红旗》杂志第 3 期）、《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同前，第 4 期）两篇文章。其中传达了毛泽东改革国家政权机关的构想：“把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这些设想由于大跃进受挫无疾而终。
（参考资料：关海庭《“革命委员会”始末》，见张化编《回首“文革”》下， 中央党史出版社 2000 年版；《文革时代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如何产生》，《党史博览》，转自“中华网” 2005年5月 26 日）
动补结构词组。本义为抓住并拉；喻指意谓在运动中把某人被隐蔽的罪恶公开出来，给予揭露、批判，把他抓出来，把他的的政治命运交给运动和群众决定。被揪者所有的权力和权利都被剥夺了（参见“靠边站”）。带有政治宣判的性质， 对于被揪者就是灭顶之灾。只需运动的主持者当众宣布，或在大字报、标语上点名说，某人是是什么什么（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走资派），这个程序就完成了。简易而迅速。流行于文革初期。[注]
揪出来的主持者可以是工作组、单位领导，也可以是群众组织的召集人、激进分子、积极分子。无需任何上级、组织手续或专政机关合乎法律程序的批复核准，随意性极大。被揪出来的人或者是黑五类、走资派之类“死老虎”，或者是发表了不合时宜见解的现行反革命，做错了事情、有过失的人，或者是由于某种原因挡了运动的道、与运动主持者有个人恩怨的人。他们的任何只言片语、无心之失都可以被无限引申了来用于定罪，容不得任何辩解。
只要被揪出来的就一定是坏人。运动逻辑可以把平时的一般问题上升为大是大非和敌我矛盾。“揪”被无条件肯定为革命对反革命的正义行为。
而一旦完成揪出来的程序，就从此离开革命群众的范围，停止职务，停止正常工作、生活，纳入了被审查、批斗的行列，打入了另册。他的人身安全不再受到保障，因为他已经不再属于人民的范畴，不被当作“人”看待。后果严重。通常揪出来的人会被勒令停止正常工作，受到关押隔离，或集中起来（牛棚），失去行动自由；行动受监管小组号令、指派。随时可以被提去揪斗。如果他平时的群众关系不好，此时就会受到比别人更激烈的对待和暴力侵犯。安排惩罚性体力劳动。其工资被冻结、降级，只按最低生活标准发放。用牌子写明罪名挂（诸如右派、国民党特务、苏修特务、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等）在身上以示身份。甚至连他生病需要入院医治，也会遭到拒绝。
杨绛曾问钱钟书说：“我今天‘揪出来了’，你呢？”钟答：“还没有，快了吧？”这说明估计从将要被揪到实际被揪的过程，当事人往往处于不知道会面临什么命运的不安、焦虑状态（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被戴上什么帽子、受到什么对待），揪出来虽然开始了地狱般噩梦的煎熬，但毕竟结束了等待的忐忑，也是一种释然。是自嘲自慰的苦中作乐，也有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的旷达。
[注]据“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提供的材料，该词 1966 年的浮现率17.05%、1967 年 35.04%、1968 年 10.39%、1969 年 7.75%，4 年就占了 48 年的70.23%。是平均值的 7—3 多倍。
（参考资料：社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文汇报》1967年1月6 日；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
动词，与“打倒”的释义基本相同（参见该条）。本义是用炮火密集、反复打击敌方军事目标，使之被摧毁。喻指从政治上打击对手。如炮轰黑帮、炮轰向阳路工商所最大走资派赵东强、炮轰总站党委、炮轰中央文革，等等。
从语源上看，似脱胎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流行于文革初期。是一个充满动感和暴力的刺激性词语。把军事行动的词语泛化，运用于一般社会生活和政治性行为，成为一种强大的审美惯性，是文革乃至中共意识形态流行文化的标准时尚。
比“打倒”的适用面要宽一些。可以是特定的人（走资派如刘邓），可以是一级机构（黑党委如北京市委），可以是一个组织（保皇派如产业军）。炮轰是大规模的、群体性的、激烈的政治行为，比“打倒”的力度为大，更加猛烈，声势也更大，动作的持续时间长一些，适用对象的地位比较高，也可以抽象一些（比如对某些被批判的观念）。
炮轰是政治对抗中占据强势一方的行为，挟持着泰山压顶的赫赫声威，因此被认为是正义的。炮轰是非理性的，不容分说、不讲道理，揭露被炮轰者的政治性过失乃至个人私事，不论大事小事都无限上纲，往违背毛泽东意图、反党反社会主义上扯。什么罪名能置被炮轰者于死地就编排什么罪名。拉大旗做虎皮是最典型的做法。调门不厌其高，罪名不厌其大，事实不厌其向隅捏造，逻辑不厌其牵强颠倒，情绪不厌其激扬暴烈，行动不厌其违规逾矩（还美其名曰“矫枉必须过正”）。凡是不赞同造反派主张、行为的，都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略部署，可以炮轰。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时候，炮轰成了政治正确的标志，一种传染病。甚至有的派别组织就称“炮轰派”（简称“炮派”）。
与此相似的，还有火烧、砸烂、油煎（炸）等。政治暴力与话语暴力相携而行。令人闻之胆寒。[注] 到 1967 年以后——夺权、大联合的争雄阶段，炮轰的对象就从走资派变成了对立派别。
[注]叶剑英有《虞美人》“炮轰词”：“串连炮轰何时了，罢官知多少？沙场赫赫旧威风，顶住小将轮番几回冲！ 严冬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已朝东。”
（参考资料：《夺取新的胜利》，《红旗》杂志 1966 年第 15 期社论；铁竹伟《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昆仑》总第 54 期 ）
（1947－ ）生于昔阳县武家坪。3 岁丧母，寄养在大寨姥姥家。1962 年高小毕业，在大寨幼儿院做阿姨。1963 年参加铁姑娘队，扎在改造狼窝掌的工地上，救灾扶苗、抢救庄稼的劳动中表现突出。因泼辣、能干、组织能力强，被推选为铁姑娘队队长、团支部书记。196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革初期在大寨组织“太行红卫兵”，被指定为队长。组织、参加在大寨、昔阳召开的批斗省、地、县领导的批斗大会。1967 年“2·21”夺权后成为县核心小组成员。先后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1973）、大寨公社党委书记、副主任，县革委常委、副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常委、副主任，山西省委常委，4 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 11 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1977），5 届人大代表、人大常委等职。成为 1960、1970 年代大寨仅次于陈永贵的典型、“铁姑娘”的化身、陈永贵升迁离开后大寨接替他事业的“敢于斗争的接班人”、当家人。是当时的媒体明星：每逢运动的重要关口，都要安排她接受采访，表态紧跟党的战略步骤，以示运动的民意合法性。[注]其兄嫂、侄儿女都因她而参加工作、升职、上大学。
1980 年“转为国家正式干部（23 级）”，先后被免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等所有职务，留党查看。1982 年调任位于榆次时北郊的晋中果树研究所副所长， 1983 年被列入清查“三种人”的审查对象，后经否定。1987 年调任昔阳公路段党支部书记。育有二子。
1991 年 11 月被再次任命为中共昔阳县委常委、大寨党支部书记。利用其知名度，寻求技术、资金和市场的合作者，1992 年与江阴毛纺织总厂共同兴办大寨羊毛衫厂，由江阴毛纺织总厂无偿提供机器、原料、技术培训、服务。继而又先后办起了大寨中策水泥有限公司（1993）、大寨煤炭开发总公司、养鹿场（1994）、大寨希望农业公司（1995）等。全村工农业生产总值从 260 万元上升到 1997 年
在媒体上失踪 10 多年后再次受到追捧，成为中共 11 大、14 大、15 大、16 大代表，8 届、10 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委）、昔阳县副县长、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下属 10 家企业）总经理，2003 年收入上亿元，人均收入 4100 元。当她手戴小钻戒重新走进人民大会堂出现在镁光灯下时,让人们感慨万端地联想起大寨曾经的辉煌、兴衰、变迁。
2004 年“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夕，晋中市邮政局、昔阳县邮政局同时举办了《大寨铁姑娘——郭凤莲》个性化邮票首发仪式。
[注]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革命当闯将，生产打先锋》， 1967.3.11；《毛泽东思想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1967.12.31；《毛主席的书是最好的党员课本 》，1968.1.20；《毛主席自力更生的光辉思想给我们无穷的力量 》，1969.1.3；《大寨之路就是斗争之路》，1974.3.7；《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导民兵建设 》， 1975.1.3 ；《加强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无产阶级专政 》， 1975.2.26；《加强党的领导 把学校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1975.8.5；《听毛主席的话 加快实现机械化 》，1977.12.29，等。
（参考资料：孙启勇《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今日名流》1999 年第 2 期《“铁姑娘”郭凤莲大寨续新篇》；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周锐鹏《十六大代表郭凤莲——当年“大寨铁姑娘” 今日“集团董事长”》，《联合早报》2002.11.12）
名词。“第一把手”（比较正式、书面语）的简略形式、省称、口语。意指（某一地区、单位、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通常指党委书记，或正职空缺时实际上说话算数、拍板拿主意的人。是对中共党委（支部）书记负责制的实际承担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排序第一领导人的称呼。准此，顺序还有二把手、三把手的分别、称呼。
文革前的官僚体制具有科层化倾向，技术化官僚地位在上升，讲究规范化， 多少有一些互相制约的集体领导色彩。文革初期造反打倒走资派时，所有的一把手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走资派。那是一把手灰溜溜的时期。而打碎旧体制后的1967 年左右突然流行起“一把手”（还有“老当”之类俗语：“ ‘老’＋当权派”
虽然造走资派反的大规模运动，形成了对“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恐惧，蔑视权力的民粹主义倾向，和权力危险的意识。但在加强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体制驱动下，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观念秩序里，在生死存亡、祸福荣辱都系于掌权者一己好恶的现实面前，中央高层权力格局、运作的示范作用，使权力的集中、膨胀更甚于以前。毛泽东以一人意志发动文革，林彪集团的恶性扩张都是适例。在党委会上，一把手成了特殊委员，一票顶百票，一锤定音；其他成员形同虚设。权力的魅力日益不加掩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一把手”这个词儿背后掩藏着的，正是这样被压抑的无意识。而无意识的深层内容，是对权力暧昧的渴慕。只是文革前的技术化官僚让位给了此时的意识形态官僚。一把手只向上负责，而在其所统辖的领地里，他就是至高无上的土皇帝，党政经、工青妇，都听得他的，无论有多少意见（民主），最终都必须集中在他的意志之上。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一把手即党，任何不同声音都会被视为与党离心离德，哪怕对一把手个人的意见也会被视为不敬，乃至反党。只有党凌驾、覆盖全社会的纵向控制，没有横向制约。
在三结合的省市革委会里的一把手，多由军人担任。[注 2]每开展一个什么运动，每强调什么工作的重要性，就必须让一把手亲自挂帅。一把手兼职泛滥， 以致不胜其扰，成了这个体制的通例、癌症。
但 2000 年代前后，该词浮现率却又一次高调复归，仅 1995 年一年即达10.87%！当上一把手的秘书（甚至司机）就走上了终南捷径。似乎暗示着政治运作对权力集中现象的依赖和民意基础的脆弱。
[注 1]据“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提供的材料，文革 10 年该词的浮现率为年均 3.05%，高于平年的年均 1.8%。峰值的 1973 年为总数的 10.51%。
[注 2]29 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当中，有 21 人是军队干部，占总数的 72%。
（参考资料：石翠岩 《要善于当“班长” 实行“群言堂”》，《人民日报》1973.02.17；陈平《木里华记事》，“绿洲” ）
为了特定目的，由上级抽调、配备、部署，派往某一地区、部门、单位进行工作的临时性组织。规模大一点的也称工作队。中共搞政治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便于把上级意图、政策规定、文件精神等一竿子插到底，落实到基层；通过座谈调查等形式，了解情况，发现、培养积极分子，组织群众队伍，诱导他们在学习中接受政策规定，并使之转化为运动实际。工作组的职责就是把这一过程上升为经验，以指导面上的工作。带有突击性质。工作组人员由各单位抽调、集中而来， 工作结束后仍回原单位。
1966年5月 31 日陈伯达带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6 月 1 日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带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新华社6月3 日公开报道，此后北京和全国各地区都陆续派出了工作组。北京 60 所高校中有 47 所派了工作组。各中学的工作队是由团中央系统抽调了 1500 多名干部组成的。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就派出了7239 人的工作队，其中清华大学就派出了 500 多人的庞大队伍。其时北京工作
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和改组北京市委决定的公开报道，极大地刺激了群众性怀疑、批评上级党政组织的全国范围大字报风潮。在此背景下，工作组进校后的做法不一：有的原党委已经瘫痪，工作组进校后取代原权力机构，工作组和校党委站在一起，与一部分师生群众发生矛盾冲突，有的工作组对本来就存在矛盾的学校中的两派支持一边，反对一边，加剧了矛盾。但所有工作组行为高度一致是： 都按照“给群众分类排队”、“上下左右一起扫”、“打击一大片”的“桃园经验”，主观上十分真诚地开展运动；其次，以 57 年反右为参照，视反对工作组的群众为“右派”、“反革命”或者“假左派、真右派”，实行打击。
北大发生乱打乱斗的“六一八”事件后，刘少奇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并加了按语，从而使全国各地的乱批乱斗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有组织的“反干扰”（排除对工作组工作的障碍）也伴随着武力惩罚，并引发更激烈的冲突。
6 月在6月 20 日前后几天时间里，北京市有 39 所大学发生工作组被群众轰赶、工作组反过来打击群众的事件。工作组对发表反工作组言论的群众的定性也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透过“反右”、“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棱镜，将反工作组的风潮定性为“向党猖狂进攻”。北京师大一附中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和师大女附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工作组大字报，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外地典型的有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南京“六．一三” 事件、重庆大学“六．一八”事件、长春市的东北人大（即吉林大学）“红旗事件” （6 月 21 日）、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北京来信”事件（6 月 24 日），等。
1966年7月 18 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听取了康生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注]他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有人镇压学生运动。24 日，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谈工作组问题，提出要撤掉工作组。25 日，毛泽东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一文把工作组描写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后来被官方结论概括为刘邓“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了导致刘邓政治上倒台（8 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取代刘少奇上升到党内排名第二）的导火索、口实。但是工作组做法的惯性在各地仍然延续了一段时期。工作组领导和成员在文革中普遍受到严厉的批判、清算。
[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6 月就开始提出撤出工作组的意见。7 月 13、19、22 日中央会议又三次重申。
（参考资料：穆欣《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载张化等编《回首“文革”》下，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版；萧喜东《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五柳村” http://www.taosl.net/wc246.htm；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2004 年版）
著作名。毛泽东写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名著。文革的主要文献之一。1966年8月1 日至 12 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对派工作组问题承担了责任。到会的一些地方和部门负责人纷纷检查自己“跟不上形势”，对“文化大革命”仍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等。在 4 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指责。5 日，毛泽东写了这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这段文字是用碳素铅笔写在 1966年6月2 日的《北京日报》上的。该天《北京日报》第一版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段文字写在这篇社论的边角上，后面还注明了日期：1966 年 8 月 5 日。秘书徐业夫用毛笔誉写在两张信纸上，毛泽东亲笔改动了几个字，并加上了标题，后面注明的时间是 1966年8月7 日晨3 时。当天，这段内容就印发给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与会代表；8 月 17 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不久，便传遍了全国。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指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编者)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 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 50 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大字报”是比喻性虚指的修辞手法。标题使用了军事术语“炮打”表明矛盾的敌对性质，虽未直接点名，却挑明存在一个悖离毛泽东意志的领导核心“司令部”。文章开篇以肯定聂元梓大字报立论，对派工作组的做法提出强烈指控， 叙议结合，斥之为“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笔锋峻厉、言辞尖刻、情绪激烈。文末宕开一笔，点出“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注]，使得问题和严重性都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作组“50 多天”的范围。间以文言句式行文，似乎不合时宜的异端文体强化了毛泽东的道德强势和话语权威。超短的篇幅容纳、压缩了巨大的内容，只论断、宣示而不证明，溢于言表的愤怒，暗示出还有比说出的东西更多的理性内容，引人浮想联翩。
党国一号人物采取异乎寻常的方式突然贴出质疑、否定二号人物乃至中央一线的大字报，而且上纲如此之高，自然引起了巨大的震惊。从政治上宣告了刘邓的失败、死刑。拉开了以人划线的站队态势，逼迫全党扈从毛泽东以避免党的分裂。立即改变了大会的议题、日程。全会进行了中央领导机关的补选、选举，林彪名列第二，实际上改变了历史形成的刘少奇接班人地位。这份大字报当时虽然并未正式公布，但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产生了巨大影响和严重后果。连党中央核心都可以怀疑、打倒，极大地鼓舞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社会思潮。
一年后的 1967 年 8月5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认定“这张大字报，以集中的火力，炮打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进军的号角”。以此相对立，毛林、中央文革被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成为《公安六条》禁止的炮打对象。
文革中有红卫兵组织以“炮打司令部”作为自己的名称，出现过不止一种以“炮打司令部”名的油画作品和陶瓷、织绣工艺品。
（参考资料：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廖盖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名词。1967 年二月逆流的组成部分。但在文革后的官方正史里被完全抹去了，[注 1]只提中央高层的怀仁堂老帅怒斥中央文革小组的抗争一节。
许多造反派群众组织在 1967 年的“二月镇反”中被奉命支左、主掌各级政权的军队干部当作“反革命”而遭到镇压。源于军队老帅不能容忍党和国家的各级政权机关就这样被造反派推翻，在怀仁堂开会后，未经毛泽东同意，就动用专政手段在全国范围内（主要是外省各地）搞了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俗称“二月镇反”。直接目标虽然是为了稳定夺权局面，但由于镇反对象是从造反派分裂出来的一部分，故客观上带有反击一月革命夺权运动的色彩。
人民解放军 7834 和 7856 部队奉成都军区命令进驻青白江区,接着开展“二月镇反”运动。“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八二六”派群众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以这些组织成员“出身成分不好”、“造反动机不纯”、“怀有个人野心”为名，勒令解散，主要头头被批斗、抓捕。重庆西师八.三一、工人造反军一派的周荣、周德英、史焕凡、刘同记、黄子琼等七人被北碚公安局逮捕。下属组织纷纷瓦解。一些地方让被捕者带着脚镣手铐游街,有的被弄去给伟大领袖请罪。最典型的四川省抓了八万多到十万多人；仅遂宁一县就共抓捕有数百人。[注 2]
毛泽东当然不能容忍任何对文革的抵制，很快发动了反击。中共中央批发“安徽文件”，被抓人员全部释放，即所谓“粉碎二月逆流”。接着三月整风，销毁“黑材料”。1967年4月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4 月 17 日，全川的监狱门大开，抓的那些造反派红卫兵都放出来了，成了革命英雄“红囚徒”。 被取缔的反革命组织重新恢复，而且，因为有被走资派镇压的经历，更显出其革命性，也受到民间同情，队伍反而更加壮大。
对刘少奇处理、批判的升级，也与这次“复辟”悠关。因此被《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称之为“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老干部（如李井泉等）受到了更严厉的批判。
二月镇反激化了群众组织围绕夺权分歧已经出现的派性对立，以后的武斗升级与此关系极大。与原党政机关素有渊源的部队和公检法在镇反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后来“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和“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即是由此而来。因为周恩来被认定是幕后支持者，“五一六”炮打周恩来就由此而起。但某些地区的“造反派”成员又在 1967 年底至 1968 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里受到整肃。
[注 1] 《文革博物馆是如何诞生的》的跟贴里，有个 Kestin4 说：“有没有关于二月镇反的内容? 好多勇敢的‘反思者’和‘真理先生’们反思来反思去都偏不提，这是个很奇怪的事。那么有勇气的反思者们一到了官方不许的地方就都纷纷自愿住口了——一个字：怪！”
[注 2]编者一位同事叙述：他因出身不好无法升学，文革前下乡到川北。文革中参加农村红卫兵造反，对公社领导有不敬举动，被公安特派员认定“冲击”、列入当时的镇反抓捕名单。由于山洪爆发受阻，未及抓捕；赓即上级精神变向， 废除了抓捕令，这才躲过牢狱之灾。
1967 年１月 28 日发布的《中央军委命令》，习称《八条命令》。基本思想是稳定军队，反对冲击军事机关，军队内部不允许任意抓人、抄家等。其中第二、三、五、六条成了二月镇反的根据，并被推衍为不得冲击党政机关。“青海赵永夫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1967年2月 28 日，西安市群众组织借口《青海日报》社论有问题，冲进报社，大搞打砸抢，活活打死数人，抓走数人。最后发展到对驻报社支左部队开枪寻衅。部队被迫反击，结果造成重大伤亡。其中群众死 169 人，伤 178 人；部队士兵死 4 人，伤 46 人。电视连续剧《亮剑》里李云龙对冲击、占领军营的造反派开枪、反击的情节汲取了该事件的某些素材。(参见尚福林《毛泽东不同的讲话，被各派力量所利用》，“股天下”http://bbs.gutx.com/900025~15/22716413_22719387.htm)]
（参考资料：杨小凯 《中国向何处 去？ 》，地球经济论坛http://dqjj.com/bbs/dispbbs.asp?boardID=21&ID=8959；《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http://www.zxls.com/UploadFiles /200510505337260.doc；流沙河《锯齿啮痕录》，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1919—2000）河北省海兴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二级解放勋章获得者。文革中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8 年参加八路军，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 3 军分区连副指导员、营副政委、组织股长、支队副政委、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野战军4纵 10旅 28 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29 团政委、64 军炮兵团政委、191 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51 年， 郭入朝作战，任 64 军干部部副部长、191 师副政委。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任 64 军 191 师政委、64 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政委。1962 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1964 年，45 岁的他晋升少将。
文革开始后不久，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小组主要负责人的康生把郭带到中央组织部，对全体工作人员说：“我给你们调来一个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 1967年 10 月-1975 年 6 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业务组负责人。1975 年 6 月-1977 年 12 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其间曾任部核心小组组长；这是出于康生对郭玉峰的赏识与恩典。郭是开国将帅中第一位担任中组部部长的将军。在此职位上，九大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十大、十一大当选中央委员。
1968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查阅中央管理干部的档案的规定》，规定凡查阅原中央机关正、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正副省（市）长及相当职务的干部档案时，须由中央机关各部（委）、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军管会报经中央组织部郭玉峰同志审查，再呈恩来、伯达、康生、江青、永胜同志批准后方可查阅。1968 年 1 月，康生指使他列图表，写报告，诬陷 1937 年以后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张闻天、陈云、彭真、邓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诬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22 人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里通外国分子”，诬陷中组部有个“反革命集团”，提出解散和撤消中组部。1968年8月 23 日，康生、曹轶欧指使他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 在该报告中，60 名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里，有 37 名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68年8月 27 日，康生、曹轶欧指使他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政治情的报告》，在该报告中，115 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有 60 名被分别诬陷为“叛徒”、“ 叛徒嫌疑”、“特务”、“有严重问题”，包括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彭真、李井泉、林枫、刘宁一、张治中。同日他还编造《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159 名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有 74 名被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 包括副主席彭真、刘澜涛、宋任穷、徐冰、高崇民。他先后到中组部干校传达九大、十大精神，攻击朱德一贯老右，一贯反对毛主席，从没打过胜仗，连一份检查都写不好。
1976 年 10 月后许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纷纷到中组部上访，被拒之门外，甚至连中组部招待所也不让住。郭对中组部内文革中遭迫害的老干部也不宽容，继续用极“左”方式处理问题。中组部和中监委里受歧视、刁难、压制的老同志，围绕中组部推选“十一大”代表工作，1977 年春纷纷写大字报贴在西单商场北邻的组织部大院向他开展斗争：“郭玉峰不下台，老干部出不来！” 1977年 10月7 日，《人民日报》发表《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郭玉峰从广播里听了文章摘要后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是右派言论！”当天《人民日报》来后，看都不看就把报纸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连声说：“大毒草，大毒草！”此时中组部反郭声势越来越大，《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副总编辑安岗嘱人以报社党委名义写了一篇《情况汇编》——《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送叶剑英元帅。不久，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把
1977 年 12 月被免去中组部部长，由胡耀邦取而代之。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才打开局面。胡耀邦后来说：华国锋“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胡以后任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上将说：粉碎“四人帮”之后，郭继续坚持错误路线，给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造成极大困难。1980 年 5 月-1981 年 2 月被隔离审查。1983 年 7 月被开除党籍。1983 年 9 月到河北省邢台市安置。
但郭也做过一些好事。64 军一位营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率部获得“道峰山营”称号，文革遭批斗，郭为他写了证明信，被解放了出来。为全国五七干校几十万干部分配曾做过努力，因受阻挠未果[注]。
[注] 甚至于汪东兴曾打电话责问过他：“郭玉峰，你叫把干校都撤销啦？！”
（参考资料 ：《开国少将 1054 郭玉峰少将 》，“ 华岳论坛” http://69.41.162.74/HuaShan/BBS/jiangshuai/gbcurrent/2534.shtml；陆君云《中国人民解放军郭姓开国将帅生平简介 》，“北国网” 2005-8-28 http://bbs.lnd.com.cn/dispbbs.asp?boardID=112&ID=70845&page=4；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 年版）
一种建立在臆测、传说基础上的谣言。指控彭真、贺龙合谋在 1966年2月政变。是为了达到打倒彭真、贺龙目的先后捏造出来的。
1966 年 2 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北京军区为卫戍区组建了一个团， 准备担负民兵训练任务。因一时找不到营房，而北京各大学部分师生在农村搞“四清”，有些空房。为应急卫戍区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去为该团联系借房。这一借房时间恰与“二月提纲”事件相近。北京大学团委一学生干部丁键在“怀疑一切”思潮冲击下，[注 1]即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为题贴出大字报， 提出借房是要搞兵变的“假说”。
7月 27 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说,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
1966 年 8、9 月，林彪先后叫空军政委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写贺龙“插手空军”等材料送给他。[注 2]9月5 日和6 日叶群指使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写材料揭发：“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一百二十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9 月 8 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诬陷贺龙同志“搞颠覆活动”。目的在于通过这一事件，在中央军委排除异己，建立顺昌逆亡的环境；宏观上配合毛泽东的政治布局。康生趁风纵火，放大谣言，危言耸听地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贺龙去苏联与苏修的将军共谋推翻毛主席的领导；贺龙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还有无线电俱乐部，等等。
贺龙当时曾拜访几位老同志，但他们都参加了林彪的“小型打招呼会”，因此或者背过脸去，缄口不语，或者违心批评，附和形势。
1967 年初春许多大中城市的街道上贴出了这样的大字报：“贺龙 彭真阴谋发动二月兵变！”“贺龙企图逃往苏联！” 许光达被诬为二月兵变的二号人物（总参谋长），死于文革；杨勇、李井泉被诬为黑干将。中国人民大学郭秋影也受到知情不报的株连。虽然这一罪名始终未与贺龙本人见面，但他却是十大元帅中被迫害致死于文革的两人之一（另一个是彭德怀）。
1974 年《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澄清：“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1980 年中共中央结论：“1966 年 7月前后，在北京闹得满城风雨的所谓‘二月兵变’事件，纯系康生图谋打倒彭真、贺龙同志而捏造的谣言。”
[注 1]林彪大念“政变经”的“5·18 讲话”已在学生中广为传抄，渲染、造成了一种阶级斗争阴谋灾难在即的恐怖气氛。
[注 2]对吴法宪说：“贺龙是有野心的，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你们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对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今年 2 月、3 月初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阴谋策划政变，阴谋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计划之一就是要往北大、人大每个学校派去一个营的军队，这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并在北大、人大看过房子的。这件事包含着极其大的阴谋，这件事， 北大团委组织部长×××亲自参加过他们的黑会，陆平黑帮给他们修房子，修食堂，人大校长郭影秋完全知道这件事，并且在人大也看过房子。这是一件明显的事，6 月 1 日后，北大的同学用大字报揭发出来的，这消息也传到了你们师大，
师大的一位同学叫王运民的，回去在6月 20 日贴出一张大字报本来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这个大字报，被工作组孙友渔歪曲了。孙友渔在6月 20 日的报告中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造谣，煽动同学说这张大字报是要使人民解放军去流血，胡说这是要孤立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他 5000 多字的报告中，4000 多字要讲这个问题， 为彭真辩护，有些同志不了解，被孙友渔蒙蔽，被孙友渔麻痹了，认为高淑奎、谭厚兰……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完全是孙友渔一手造成的。而且不仅如此，同志们你们看看这是北师大出的简报，就是这样诬蔑、恐吓群众，制造思想混乱，说：“现在有些同学说，彭真要搞政变，要夺权，这是造谣恐吓群众，并且用简报形式写出来压人”。本来是件真事，孙友渔说是假的，彭真要政变， 要夺权，孙友渔说是造谣。你们说孙友渔到底站在什么立场？同志们想想，这样的工作组能不能领导你们进行文化大革命呢？你们再想想，这样的为彭真大黑帮辩护的人，要不要罢他的官？]
（参考资料：钱钢《“二月兵变”真相》，《解放军报》1980 年 12 月７日；《中国元帅贺龙》，萍乡清流网；春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 1989 年版）
《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简称。1966年2月3 日，由彭真主持，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注 1]拟定的一个文件，对当时学术批判中的一些倾向性问题进行了阐述、规定。
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在江青和张春桥直接授意、策划下成形，并经毛泽东亲自审定后发表的。1965 年 11 月 10 日在上海《文汇报》揭载后，报刊上的讨论陆续展开。有的是“左”的政治批判，有的则从学术角度加以讨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作了努力，试图对恶性膨胀起来的极左思潮加以约束，但在江青、张春桥等封锁真相、设立陷阱的影响下，北京、上海这两个领导运动的中心之间的矛盾在发展。毛主席对北京的抵制感到极度不满，下令出姚文的单行本，并愠怒地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彭真虽然也已感到处境不妙，但仍坚持自己的立场。2月3 日，他主持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研究下一步学术批判工作如何进行，处置出现的许多迫在眉睫问题。会上印发了中宣部报来反映、请示重要问题的材料 7 份。彭真发言指出， 经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海》剧与庐山会议并无联系，否定了关锋关于邓拓“包庇右派”的诬陷，强调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会后，许立群、姚溱、王力等根据彭真的指示和会议精神起草了给中央的《汇报提纲》。经在京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后，2月8 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等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康生因其他事项也同机前往。
《提纲》分析了当时学术批判的形势和任务，讲了方针、队伍、“左”派要互相帮助、准备工作、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加强领导等问题。认为：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大辩论，是“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同时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只有这样，才能利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提纲》虽然在当时条件下仍有“左”的提法， 但基本的思想是试图把已经开展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将其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特别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2月8 日，毛泽东在听汇报的过程中，除了说“左派整风”3 年以后再说外， 没有对《提纲》表示不同意见。在询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后还表示： 吴晗经批判以后，仍然可以当副市长。在此情况下，彭真当即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电传北京，经在京常委同意后，将《提纲》发往全国。“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一时成为流行语。
《二月提纲》是文革在即时中共一线避免把学术界思想斗争发展为政治运动的一次失败的努力[注 2]。也是毛泽东又一次引蛇出洞的谋略实践。
《提纲》发出后不久，就为毛泽东所否定和批判：“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2 月底、3 月初，江青得到林彪的支持，搞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其中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说：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 30 年代文艺的结合”。《纪要》与《提纲》形成尖锐对立。
《提纲》成为彭真对抗毛泽东的主要罪状，《五一六通知》批判的靶子，北京市委倒台的契机。毛泽东更直斥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称中宣部为阎王殿， 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注 1]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 1964 年设立的。组长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副组长陆定一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文化部部长，成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
[注 2]工作组是另一次失败的努力。
（参考资料：廖盖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余焕椿《“文革”前夕的<人民日报>》，《百年潮》2004 年第 5 期）
（1904—1992）回族，出生于河北省孟村自治县大堤东村。社会活动家。1919 年在南京读书时参加“五四”运动。1922 年 7 月在天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 年 2 月，在家乡大堤东村建立津南地区第一个团支部。1925 年春受派遣到河南省新乡国民二军开展兵运工作。1926 年转为中共党员。在沧县直隶省立第二中学创建津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是年冬到武汉开展兵运活动，组织武装力量配合革命军北伐。1927 年秋冬，主持津南特委在献县东部地区组织领导了“借粮吃大户”斗争。11 月对鲁北阳信县一批土匪武装进行改造，创建“津南革命军”。1928年6 月，在庆云县和盐山县一带组建津南革命军第一支队，攻占庆云县城，缴下县民团和警察局枪支。由于有人告密被国民党逮捕。1931 年 6 月，被派往山西、陕西搞军运工作。
“九·一八” 事变后，在西安组织领导回民抗日救国会。1932 年秋回沧州担任中共津南特委军事委员。1934年4 月在庆云县领导马颊河民工暴动。在 4月 20 日成立农民自卫军大会上受伤被捕，后转押到北平军人反省院。在关押期间，担任北监党支部书记，领导狱中党员开展绝食等多种形式的斗争。1936 年， 在草岚子监狱里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赵林、李楚离、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等 61 名中共干部经批准，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字办理了出狱手续。惟有刘格平没有办，直至 1944年4月刑满出狱；多坐了八年牢。1944 年 8 月，被任命为天津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天津市工人、学生开展抗日爱国运动。1945 年 5 月调任山东回民协会主任。 1946 年秋任华东局民运部副部长。1948 年 2 月任中共渤海区委第一副书记、组织部长兼渤海军区副政委（书记康生；同事有关锋、鲁瑛、王效禹等）。1949 年 2 月任华东南下纵队渤海三支队第一书记兼政委率部南下。5 月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1949 年 8 月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是少数民族界首席代表，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任命为中央民委副主任。[注 1]1952 年，被任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民委党组书记。1953 年至 1958 年，担任中国回民文化促进会主任。1954 年、1959 年，连续两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此期间，在发展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做好统战工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培养民族干部方面，做出新贡献。 1958 年初到宁夏筹建回族自治区，担任筹建领导小组组长。10 月，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区政府主席。在任期间， 贯彻民族政策，发展宁夏地区各项事业，受到各族人民拥戴。1960 年，在宁夏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1964 年担任山西省副省长。
迎合文革政治斗争需要，揭发所谓 61 人叛徒集团自新，出狱后更名情节； 作为坚定的共产党人而暴得大名。得到中央文革授意，1967年1月9 日刘格平等 5 人贴出“揭发省委（卫恒、王谦、王大任等）问题”的大字报，支持造反派。经党中央和毛主席[注 2]批准，任山西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山西省革委会主任、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被民间称作“极左政客”。与同省的张日清不和， 得到山西群众组织红总站一派的拥趸支持。1969 年中央解决山西派性武斗问题， 69 军军长谢振华接管了他的权力；张日清与刘一同退出政坛。[注 3]1976 年底调回北京，1983 年被提名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是第八届、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著有《刘格平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注 1] 康生曾说，刘格平同志既然是老党员，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一提到可兰经——伊斯兰教的可兰经，他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见了。
[注 2] 据传，毛泽东曾有“最新最高指示”：“给 69 军的同志们讲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支持刘格平同志。”
[注 3]山西长治刘格平派在中央压力下交出武器后，成了对方肆虐、报复的对象。据作家赵瑜采访所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曾经用过的酷刑，这里全用上了。”“除了有些头头被枪毙以外，更有相当一批人死于‘修理’或‘退火’之中。”（见丁抒《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http://web.cenet.org.cn/upfile/73600.doc）
（参考资料：《新中国民族工作杰出的领导人——刘格平》，“齐鲁名人” http://www.qlmr.com.cn/mrfc/zrsy/liugeping.htm；《曾彦修:我为 61 人案平反》，“凤凰卫视”“口述历史” 2005年1月 10 日）
农贸市场、集市贸易的俗称。文革中的禁忌物，名列资本主义洪水猛兽的“三自一包”[注 1]之首。是口诛笔伐的批判对象。更多流行于老百姓口头，而鲜见于报端，被拒于官方意识形态门槛之外。[注 2] 不是经济学里对经济类型及其性质的定义所指称的“自由市场”概念。
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注 3]等中共领袖，1961 年试图放宽对经济的禁制， 以有限的农村自由市场，包括蔬菜自留地和按劳分配制度，扭转三年饥谨造成的严重困难。包括这些措施在内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的实行，使得农业生产得以恢复，供应紧张稍有缓解，基本保证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需要。
自由市场上盛行的买卖，有菜农自发地挑着新鲜蔬菜、水果、活鱼活虾、鲜花等自产农副产品来买。虽比国家供应的价格虽然贵一些，毕竟有限地调剂、补足了国家市场的缺损。另外还有淘换无线电器件、邮票、旧家具、瓷器、书画、旧书，换粮票、布票等票证的（其中不乏被称作投机倒把的职业掮客）黑市。它们的存在虽然从理论上是非法的，但还是被容忍；只是偶尔虚应故事地打击一下。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北京反国寺、老墙根、达智桥、下斜街、下斜街、达智桥、广安门内，上海华亭路、会稽路（旧货）、十六铺（农贸），南京通济门、成都市体育场东大门等地。
文革中主张自由市场的刘邓和经济学者孙冶方受到批判，指控它助长自由买卖、投机倒把的黑风，破坏统购统销和计划经济，影响国家建设，损害工农联盟， 出现两极分化，是复辟资本主义，“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屠刀，是一支射向社会主义的毒箭”。连黄胄描写乡间集市贸易的国画《赶集图》，也被与邓拓的题词挂起钩来，说是“积极配合”“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刮起‘三自一包’的黑风”，污蔑“生活而今胜旧时”，“大肆攻击人民公社制度”。它也成为当时批判苏联经济政策和抨击西方经济危机的一个常见话题。
于是集市贸易被严厉禁止，传统字号被“砸烂”，工商业者被斗，乡镇居民被赶下农村，肩挑小贩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打击，使得大多数集镇经济进一步萧条。全国农村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个体商业网点从 1957 年的 84.6万个减少到 1976 年的 12.3 万个，从业人员从 160 万人减少到 66 万，其中个体商业从业人员从 30 万减少到 4.7 万余人。农村集市贸易长期萎缩。1976 年农村集市只有 2.9 万个，成交额仅 102 亿元，按牌价计算，仅占当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 4.6%，所占比重比 1965 年下降近一半。
但是由于有供应短缺的巨大需要，仍在一些边缘地区间歇而零星地顽强存在，以非法的地位、代价，修补着、维系着当时千疮百孔的经济——一些从业者甚至付出了被判刑的代价。在执政当局的操盘手看来，这是一个麻烦：它像臭豆腐一样，吃起来香（解决居民生活实际问题），闻起来臭（会被政敌和极左派抓小辫子）。于是强调革命、批判资本主义厉害时，管得紧一些，注重建设、政策宽松时，放得宽一点。
编者早年曾到城市近郊集市买红薯等，以补家里孩子多，长身体时粮食不够吃的亏空。半夜就出发，走好几里路，达到并完成买卖时已接近天亮，人们匆匆散去，怕被市场管理的上班来抓住了。现在回想起来，那市场其实是应该被半默许的——这么经常性的存在、交易，那么大的人流量，官方哪会不知道呢。
文革后经济改革的初步就是恢复过去被禁止的自由市场，以为农副产品的生产松绑，积极改善短缺的供应。1990 年代后多称“农贸市场”。
[注 1]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
[注 2]据“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提供的材料，该词 10 年平均年浮现率 1.587%，比平年的 2.214%低略三分之一。
[注 3]陈云曾提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参考资料：《“三家村”的黑画家黄胄》，《解放军报》1966年9月 12 日； 朱百正 《“自由市场”是杀人不见血的屠刀》，《人民日报》1968年1月 11 日；《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历史考察》，“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2005-12-29 http://www.studa.net/guanliqita/051229/17274613-2.html；马恒健《“文革” 中的无线电自由市场》）
动宾结构联合词组。一种刑事罪名，指称没有法定手续，根据市场需求的波动变化投机，以低买高卖、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套购转卖等手段牟取暴利，扰乱国家市场（计划经济）的行为。[注]其行为主体，多指个体经营者。也可以说是泛指国家计划经济以外的经营活动。在人们心目中，是“拆社会主义墙脚”。而投机一词在英语（SPECULATION）里并无明显贬义。
1968年1月 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1970 年的“一打三反” 运动，除了打击现行反革命（“一打”），就是反贪污、反盗窃、反投机倒把（“三反”）。最典型的是倒卖票证：城市市民有多余的粮票，农村社员有多余的布票；所以有人就从城里廉价买粮票卖到乡下去，从乡下廉价买布票卖到城里去，以此赚取差价。长途贩运也是其中之一，为此上海曾经规定不准个人从本市携带肥皂、火柴、牙膏、毛巾、雨伞、卷烟等日用品到外地。当时有温州人的“养蜂部落”，巧妙利用铁路部门对属于农业养蜂运输有巨大的价格优惠，借着蜂箱的掩护，偷偷贩运紧俏物资，把云南的烟运往新疆，又把新疆的葡萄干贩到天津，大赚其钱。1974 年石狮小商品市场兴盛，被作为“资本主义复辟典型”拍进了电视纪录片《铁证如山》（1977）。解说是“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小点有 993 个，日成交额60 多万元”。经反复清查批斗，最后抓了万元以上的“投机倒把分子”11 人，万元以下千元以上的 100 多人（比国内其他地区尺度为宽）。性质最恶劣的，是有人利用权力套购国家计划物资,非法抢购国家统购统销农副产品转手倒卖；呈现出团伙作案的特点。代修代购各种农业机械品，用散装零件装配成柴油机、粉碎机、榨油机出售牟利，或者利用商品的稀缺，来料加工后高价销售，亦将被认定投机倒把。在政策执行偏左的地方，甚至连农民到集市卖蔬菜、粮食、烟叶、鸡蛋，民间自发的以物易物，都要看成投机倒把。
对该罪的处罚，经历了一个由严到宽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其司法解释，从中共建政至文革结束前情节严重（1 万元以上）的判 20 年至无期徒刑直至死刑，到 1979 年规定“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1985 年规定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 1997 年正式取消投机倒把罪。
2000 年代，一些身家亿万的富豪往往喜欢把发家的历史追溯到早年（文革） 的投机倒把，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注] 据 1987年9月 17 日出台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投机倒把是指：倒卖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自由买卖的物资、物品；从零售商店或者其他渠道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倒卖国家计划供应物资票证，倒卖发票、批件、许可证、执照、提货凭证、有价证券；倒卖文物、金银（包括金银制品）、外汇； 倒卖经济合同，利用经济合同或者其他手段骗买骗卖；制造、推销冒牌商品、假商品、劣质商品，坑害消费者，或者掺杂使假、偷工减料情节严重的……共有11 大类行为。而“投机倒把”涉及的行为内容，1997 年后已被新出台的多部相关法律取代。比如：对国家禁止或限制买卖的物资，现在有《矿产资源法》《森林法》《土地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规；对从零售商店或其他渠道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行为，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予以规范；关于倒卖发票、执照、证券等行为，有《税收征管法》《公司法》《证券法》进行打击；关于倒卖经济合同行为，有《合同法》约束；关于冒牌商品、劣质商品、坑害消费者行为的，有《产品质量法》《消法》《商标法》《专利法》等。
（参考资料：“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志”《大事记》 ；马长山 《从“投机倒把”说起》；杨越、韦义华《广西来宾市法院出荒唐事“投机倒把”定罪被诉》，《光明日報》）
名词。中国农村的生产和社会组织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后，按政策规定[注 1] 留给农民个人经营、耕种的土地，其产品和在此基础上的家庭农副收入归个人所有。分给地块一般相当于全村每人平均土地的 2%—5%[注 2]。为了解决燃料问题， 还划有自留山。
实行自留地政策的，除了中国还有前苏联和出现松动的朝鲜等。
自留地的栽种原则上是自主，多种菜蔬，也有果树、烟叶等经济作物：自足有余的情况下，可以买卖。但有的地方却不让栽种粮食，严厉的到连自己私自栽种了的也给毁掉的地步。农民集体出工应付了事，在自留地上干活的积极性高——不但精耕细作，好肥都送到自留地上去了，只要看到哪块地的庄稼长得好，不用问就是自留地。产量明显高于集体地。因为产权清晰，经营者的收益可以预期， 愿意投入劳力等资源。集体地的栽种，种什么（以粮为纲）、怎么种（是否密植或采取什么技术）、怎么分配，都要受上级计划、精神的左右；劳动者无从预期收益。所以产出率低下。
在自留地政策的执行上，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掌握的宽严、起伏有不同。人民公社化时有一风吹的现象。三年饥谨时期，解散公社食堂，恢复农民自留地， 曾经是起过重要作用的调整手段。但陈云在其家乡上海青浦调查即发现，当地干部迟迟不愿执行中央给农民放宽自留地的政策。文革期间，在一些地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问题上有过激进的主张。认为集体代种比社员自种好。最典型的是昔阳县，1979 年春天全县社员户自种自留地的只占总户数的 10%。主流意识形态虽然无法取消自留地，但把它看成大量滋生资产阶级小农意识的温床，经常进行批判和警告。视为一种迫不得已的让步，应当给予拟制、防范的存在。有点理不直气不壮的感觉。
自留地作为重要的优惠政策，给予与否也是一种待遇。知识青年插队生产队要分给自留地（但地块的质量、位置不佳）；入伍参军的不收回；而从城市因种种原因被发配回乡的一部分人无法分得自留地。为了鼓励计划生育，在调整自留地和安排宅基地时，其独生子女按两个人计算分配面积。
被比喻性引申为 “小金库”，“把公共资源据为己有、独占支配”， “主业以外的个人爱好”，或“公共权力无法触及的死角”等。在 2000 年代的语言流通中仍有保留。
[注 1]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3 次全体会议《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1956）、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1959）、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0）。
[注 2] 1961 年《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曾规定可以调整到 7%。但能实际落实的少。根据各地情况不同，少的有七厘，多的有一亩三分；一般是二分地。
（参考资料：《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0 年 11月3 日）》 ；姜爱林《新中国土地政策的历史演变(1949～1978)》，《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0 期，转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文库http://www.usc.cuhk.edu.hk.easyaccess1.lib.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800）
地理名词。位于北京市区中心，处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包括天安门城楼和广场两部分。明永乐 18 年（公元 1420 年），最原始的天安门广场就横亘在紫禁城正门中门承天门（清代改称天安门）与前门之间一个“T”字形宫廷广场。红柱黄瓦城楼为重檐歇山城楼，通高 33.7 米，开城门 5 洞，门前是金水河，5 座汉白玉石桥（金水桥）横跨其上，城楼前有 2 对石狮和 2 尊高 10 多米（刻满云朵、蟠龙，端顶蹲兽名“望天吼”）的华表，象征帝王威仪。是历代皇帝举行颁发诏令、祭天地五谷、御驾亲征等活动或新皇登基、大婚等重大庆典活动的场所。1949 年后陆续进行了大改建（苏联专家翻版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加红场的格局）：以天安门为中心，将广场扩建为南北长 880、东西宽 500 米、总面积 440000平方米，供公众（可容纳 100 万人）集会游行的场所，并在广场中心树立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政治合法性象征。西侧是人民大会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在地），东侧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20 世纪，这里成为许多影响中国历史深远政治运动的发源地：1919 年“5.4”的 3000 学生在此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成为后来中共党史认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党的起点；1935 年“12.9” 被亡国忧患激动的学生呼吁抗日，迎来一年后的全面抗战；1949 年“10.1”在此举行的开国大典，使中国加入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一员，国庆检阅典礼成为常规（1971 年为避免“9.13”林彪集团被清算事件泄露未行典礼，后遂改为不定期进行）。每天早晨在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国宾来访在这里举行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的检阅式。天安门城楼作为国徽图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成为中国政治中心的象征。
官方意识形态从 1950、1960 年代起，就刻意把这里人格化为喻指中共政治权力的文化符号，塑造成人们向往的地方，有藏族民歌《金瓶似的小山》等歌颂性歌曲流传。
天安门、金水桥都成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的拟人化政治符号、情感寄托对象。各地学生通过免费大串联到这里（第一目标）接受检阅，最直接地感受到了政治权威的魅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足以冲破既定秩序的顶点，从而迅速掀起了针对外省基层行政领导── 走资派的运动，成为发动文革的巨大动力。此番个人经历固化为他们青春期高峰体验的偶像。天安门被称作“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当时大量歌曲、绘画都以此为形象，来咏叹、表现狂热忠诚的政治激情。其修辞手法类似古汉语中以“足下” 代被提及的主体。“雄伟的”、“祖国的心脏”……是加诸天安门的修饰语。
由于它的这种特殊身份，1969 年考虑到它年久失修，在邢台地震波及下建筑结构严重坏损并变形，过度采汲地下水和城楼自身重量，主体下沉，用时 112 天，严格按原规格、原建筑结构，完成了修复性重建。修复后的天安门长高了87 厘米，恢复到了它初建时的高度。修复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搭了一座长 66 米、宽 37 米、高 32 米的苇席大棚，实行封闭式施工。连近邻单位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天安门城楼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 年 1 月天安门城楼正式向国内外游客开放（8：30—17：00，门票成人 15 元），往日的神秘色彩方逐渐消散。成立了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处理广场的管理事务，2004 年制定并实施《北京市天安门地区管理规定》。
（参考资料：洪烛、李阳泉《北京 A to Z》，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 年版；俞珉文《揭秘：天安门城楼 35 年前秘密拆除重建》，《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 年4月 21 日）
偏正词组。通常与“党委”搭配构成固定词组。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这必须依靠党委这 ‘一班人’。”它作为对党政领导的集体负责体制的指代性称谓，强调的重点是集体和一致两个侧面。前者试图导向对政治领导的合法性的确认，后者是政治领导的意志的合理性、正确性的担保。从制度设计上看，它具有避免一言堂、防止个人意志、长官意志说了算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往往形同虚设。
一班人，是个公众形象、公关形象。其隐含的认识论前提是多数真理，政治判据是多数合法。这是广大群众受教育程度低、政治行为能力弱的现实情况下， 中共政治算术的基本逻辑。在政治清明、秩序稳定时，集体领导有名有实，它可能是保证决策效率、合规律性的因素；而在政治黑暗、动荡、失稳时，它可能有名无实，只是为长官意志盖上的一个虚应故事的橡皮图章。只要没有监督和制约， 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设计悖论，很容易以“集中”的名义剥夺“民主”的内容。带好一班人的原则要求，更是公开把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名正言顺地置于班长（一把手）的统辖之下。所有党委决议，无论出于集体合意，还是个人专断，使用的都是集体名义；有功劳是书记挂帅的成绩，而失败、挫折都是集体责任、必要的代价、暂时的挫折。在各级领导＝党的公式下，这些领导者都有事先免责的制度保障，所以贯彻起上级意图来，才会心无旁骛，无所顾忌。
因此，“一班人”观念在深通官场韬略的政治油子那里，既是保障政令合法的金牌、促其贯彻落实雷厉风行的催化剂，又是预防灾难缠身的隔火墙、安全阀。
[注]在中共党史上，七大以前的最高领导职务一直是总书记。1949 年以后的八大设立书记处后，曾设立了总书记一职（由邓小平担任）。只有毛泽东、华国锋任过党中央主席职务。
（参考资料：《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韩 笑《领导班 子 先 和 谐 起 来 》，《 厦 门 日 报 》 2006-1-5 ， 转 自 “ 厦门线”http://www.xmhappy.net/Html /xwzs/20060105375.html）
名词。桥梁、公路、水利等基础性公用设施，楼堂馆所的建设，工厂的成套设备的安装、调试、投产等，在施工进度的安排上，越快越好。这些工程的竣工工期，通常要安排在一些重大节日──如国庆、“七·一”、“八·一”、“五·一”、元旦、党的代表大会或别的重要会议召开时──以增加喜庆气氛，用建设成就向上级汇报，请上级参与剪彩、观礼。报纸、电视、广播大肆报道，给最好的版面位置、最佳的播出时段、最大的篇幅。因此被称为献礼工程。
这样的工程，在立项、设计、资金筹措等环节，都贯彻了行政首长的意图， 得到特别关照，可以越过正常审批程序。多是“三边工程”，即边设计、边勘察、边施工的工程。不进行科学的可行性论证，不做投入产出的效益分析，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在工程组织、进度安排上，不是按科学规律、工程建设规范办事， 而是根据政治、宣传的需要来安排时间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甚至为了抢工期，边设计边施工，搞大兵团作战的人海战术，动员民工、工人、机关干部、解放军投入施工，组织青年突击队挑灯夜战，三班倒连轴转。建筑工地上常见“抢时间、赶速度、献厚礼”的标语口号，大红纸书写的挑战书、决心书张贴满墙。
是各级党政机关年终总结、典型材料、政府工作报告里浓墨重彩、大事渲染的华彩章节。为了打擂台、出彩，常常与其他地区竞相攀比，不顾自身条件，不计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间的均衡、相称，把行政目标放在经济目标之上，求大、求多。甚至不惜弄虚作假、哗众取宠，节庆剪彩过后再开膛剖肚返工。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好大喜功、不讲成本核算的首长工程、政绩工程，虽不始自文革，亦未终于文革，却鼎盛于文革。被当作文革大好形势的证明、点缀，庆典上的漂亮蛋糕。是经济建设中的机会主义，也是政治上“宁左勿右”思维定势的一种折射。反正在行政首长升迁考核的资产负债表平衡上，只有收入没有负数。但往往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甚至遗留下不应有的质量、安全隐患和环境问题。
（参考资料：《文革时期（1966-1976 年）我国经济大事记》，转自徐娘“西祠 胡 同 ” “ 文 革 祭 坛 ” 2004-6-20 的 帖 子http://www.xici.net/b156680/d20463279.htm；钟怀《小议“献礼工程”》，《人民日报》1998 年 5 月 12 日；林金芳《“献礼工程”是如何产生的》，《国际金融报》2005 年 07 月 28 日）
名词。本义是战争前沿或直接从事实际工作的岗位。但也在比喻的意义上， 引申出下列二义：
1. 与“二线”相对。指称中共最高层的人事、政局部署。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 1953 年曾考虑是否采用部长会议的国家体制和是否增设党的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分一线、二线的主张。1959 年毛泽东提出从亲力亲为的“一线”下来，退居“二线”，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同年 4 月的二届人大选举刘少奇为中国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设立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书记处。在 1966 年文革以前的 6 年内，刘邓实际处于中共最高层领导核心的一线。毛甚至长期不参加政治局的日常会议，专心于思想理论工作，“给予他的同事们更多威望”。据说是出于培养接班人的考虑，也可能是在大跃进的失误面前作战术退却，等待变被动为主动的时机，或年迈养病的需要。以利于保留超然于实际工作之上的最终裁判权。
后来毛泽东感到大权旁落，其种种主张不易推行。于是开始了重返一线的努力，提出“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1962 年）的口号，从争取意识形态的主动权、组织一系列批判出发，以积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部署、预演，凭借其个人魅力超越了组织程序，终于发动了文革。
一二线的划分、进退，影响、牵动了当时中国政局权力重心的变迁，成为解释这种戏剧性变迁的深层线索。不少研究者持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谋略，操作难度大，有失控的危险。条件是施行者都必须具有建立在绝对威望基础上的绝对控制力。亦曾被后来政治家效仿。
2.与“三线”相对。用地理分布指称中国经济、国防工业战略布局。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中共从备战角度出发，把全国按地理位置分为一、二、三线：东南沿海地区为一线，内地为二线，山区为三线。在中共战略、规划专家眼里，位于一线的、与国防关系密切的高精技术产业企业，一旦战争爆发容易受到攻击；[注]因此被大量迁往二、三线（以三线为主），远离大城市，进山、进洞。使一线地区地理、工业基础、融资、教育等资源的比较优势，长期被废置， 得不到伸展。
这一内迁工作，在文革中达到高潮。东南沿海现代工业内迁带动了闭塞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注]其基本假设是针对中国的战争甚至世界大战随时可能发生。
（参考资料：木生《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浅析》，“西祠胡同”“文革祭坛” 2004.11.14 http://www.xici.net/b156680/d23796154.htm;韩德强《“四小龙”、全 球 化 与 中 国 现 代 化 》 ， “ 博 客 网 ” 2005.5.24http://column.bokee.com/73824.html）
名词。指称中苏两党基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冲突而展开的论战。起始于苏共 20 大，[注 1]延续到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下台才基本结束。
1960 年 2 月初，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首脑会议上攻击中国和毛泽东，批评中国不给苏共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同年 4 月 22 日的列宁诞辰 90 周年纪念日，中共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社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苏共领导人的某些观点，由此拉开中苏论战序幕。这三篇文章编成小册子，以中、英、俄、法、日等文字公开发行。6 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突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责，将中苏分歧公开化。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抗争。
此前的 1958 年，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遭到毛泽东的严辞拒绝。同年，赫鲁晓夫对中国炮击金门进行干预，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也为中国所拒绝。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苏联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指责中国。此后，苏共领导人进一步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相继撤走全部在华的专家，撕毁协定和合同；并于1962年4 月至5 月间，在中国新疆维尔自治区制造了伊犁暴乱事件。
1963年7 月，为改善两党两国关系，中苏两党代表团曾在莫斯科举行会谈， 未果。苏方7月 14 日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将中苏两党争论公开于世界。中国共产党详加答辩，以说明真相。这样，两党之间便进行了一场公开论战。随之，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后来又陆续发表了苏共中央的许多重要文章、讲话和决议。同时希望对方也能这样做，不要对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搞封锁。此后，从 1963年9月6 日至 1964年7月 14 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陆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 9 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参见“九评”词条），反对了苏联的霸权主义，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因赫鲁晓夫政治斗争失败的下台而告终，被中共视为赢得论战的胜利。
至 1966 年 3 月中共决定不派代表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中苏两党关系中断。中共在此过程中结束了建政初期实行的“一边倒”政策。被学者认为是中国开始探索不同于苏联国家建设独立道路的一种外交代价。1964 年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使中国国防地位在北临强邻的态势下得到加强。论战中的中方论点，在后来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成为毛泽东系统的反修、防修思想，成为发动文革的主要诱因之一。
中苏两国上千公里边境各驻有数十万以上重兵。1969 年 3 月 2 日到３月 15 日，在乌苏里江珍宝岛发生了苏中边防战士之间的武装冲突，双方投入了成团建制的兵员，造成大量生命伤亡。两国关系几近战争状态，一触即发；曾传苏方暗中向美国试探对中核力量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文革后两国关系方始出现松动。直到 1989 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才正式和解。
[注 1] 1956 年 4 月和 12 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文，已经对赫鲁晓夫 20 大报告“和平过渡”和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表示过不同意见。可以视为中苏论战萌芽。
[注 2] 同时还说“一个党和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
（参考资料：李明斌《中苏论战和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研究综述》，《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2003 年第 3 期；廖盖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地理名词。俄罗斯称其为“达曼斯基岛”。位于黑龙江省鸡西市虎林市境内， 七里沁岛上游，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南北长 2000m，东西宽 500m， 距西岸 200m，距俄岸 300m，面积 0.74 平方公里。
冬季时气候严寒，最冷气温低至摄氏零下 38 度，平均气温则在零下 20 度左右。夏季的平均气温在 22 度左右。寒暑气温相差极大。冰期很长，达五个月之久。
该岛北端原与中国大陆相连；由于江水的长期冲刷，1915 年才与中国大陆分离，形成江中小岛。至今在枯水期间仍与中国江岸相连，人们可徒步上岛。当地中国居民祖祖辈辈都在珍宝岛生产和捕鱼。20 世纪初，中国渔民张盖和臧盖年等老人上岛建房、捕鱼和种菜，因此又称“张盖岛”和“翁岛”。1928 年起， 中国居民陈远进与其儿子常住岛上。1945 年以前，日本占领期间曾将渔民赶走， 日军撤退后岛屿才重新回到人民怀抱。珍宝岛归虎林县公司村管辖，后来归虎头区管辖。但距饶河县更近(距饶河镇 45km)。该地区长年有中国边防部队巡逻。
1969年3月2 日到3月 15 日，在这里发生了中苏数千边防战士之间的武装冲突，造成大量生命伤亡。两国关系几近战争状态，一触即发。如果苏军意欲从东线的兴凯湖以北，以虎林、七台河、方正、哈尔滨为轴心进攻中国，因地势开阔，便于苏军优势摩托化部队展开并进攻。通过乌苏里江时，这里就成了架设舟桥的关键跳板。所以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成为中苏边境争端的代名词，因而举世闻名。其后直至 2000 年代中国军队仍在岛上驻军。
根据 2004 年 10 月俄总统普京访华期间签署、2005 年中国人大常委会和俄国家杜马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 该岛归属中国。
珍宝岛森林公园成为旅游地之一。饶河县珍宝岛酿造有限公司生产出酱香、浓香、清香、兼香型等各类高、中、低档“珍宝岛”品牌系列白酒，具有特色的“珍宝岛熊胆酒”、“珍宝岛古炮熊胆酒”、“珍宝岛蚁王神酒”、“珍宝岛力酒”等。
（参考资料 ：《珍宝岛 》，黑龙江省饶河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hlraohe.gov.cn/fgly/zbd.htm；萧方《中俄 40 年划界尘埃落定》，《 凤 凰 周 刊 》 2004 年 第 33 期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921810177359872/20041124/459708. shtml；《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2005 年 05 月 27 日）
1960 年代以往中苏边界纠纷日趋增多，珍宝岛事件前后达到冲突的顶点。
1968 年在中苏东段边防线双方就发生过 40 多次冲突，这些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棍棒斗殴。1969 年 2 月底，苏军进行过一次有两个师参加的军事演习。
1969年3月2 日，苏联军队乘坐装甲车和汽车侵入中国珍宝岛地区：向正在执行巡逻任务并正向苏方进行口头交涉的中国边防人员开枪开炮。早有准备的中国边防部队径行还击，双方互有伤亡。15 日，苏军先后出动 50 余辆坦克、装甲车和 100 多名步兵，运用直升飞机和纵深炮火掩护，并炮击中国境内纵深地区。再次发生更大规模流血冲突。[注 1]中方采取了伏击战术，使用无后坐力炮、40 火箭弹击毁苏军指挥车和装甲车。苏军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上校、“瘸子上尉” 斯特列利尼科夫阵亡，一辆苏制 T62 坦克[注 2]被缴获成为北京军事博物馆的陈列品。
中国外交部即三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苏方立刻停止侵犯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惩办凶手，赔偿损失。3 月 29 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一方面又极力否认中苏之间存在边境问题。同时，苏军继续用大炮、机枪向珍宝岛等中国领土射击。
中国在首都北京和全国城乡组织了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珍宝岛。在3月4 日至 12 日不足十天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军民达 4 亿人次以上。
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战备高潮。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决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 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4 月 28 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号召。8 月 13 日在中国西部边境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带有报复性质的严重流血事件。
1969年9月 11 日，周恩来与柯西金举行了“机场会谈”，双方达成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
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一方面加重了中共党内存在的国际形势日益严重， 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左”的估计，三线建设速度加快，一方面成为调整国际战略的契机。中共四老帅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提出中美都各以苏联为敌，苏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还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1969 年初以来，美国开始向中国发出缓和关系信号，中国对此不失时机地做出了积极反应；1969 年末至 1970 年初中美华沙会谈翻开了新的一页；1970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检阅游行队伍，事实上向美国传递了缓和信息。
1970 年毛泽东打破了中美 20 年交恶的局面，1971 年展开对美“乒乓外交攻势”，1972 年 2 月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握手”。中共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出发，以战略目光和策略技巧促使国际政治力量重新组合，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
中共中央军委于 1969年7月 30 日发布命令，授予孙玉国、杜永春、华玉杰、周登国、冷鹏飞、孙征民、杨林、陈绍光、王庆荣、于庆阳等 10 名官兵以“战
[注 1]此战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死 58 人、伤 94 人。而在中国宝清县城东南部万金山南山头西北坡的珍宝岛烈士陵园安葬有 68 位战死军人。
[注 2] 因装备有当时先进的红外线夜视仪、射击双向稳定器、大功率柴油机，勃涅日列夫下令苏军必须抢回。
名词。因毛泽东 1968 年夏赠送清华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而声名显赫的水果。亦作“木亡果”、“檬果”。一种漆树科树木的果实。果实呈肾脏形，淡绿或淡黄色，核大，果实肉黄色，肉质细腻，果肉味甜、有香气，汁多。是富含蛋白质、维他命 A、C 及钙质的水果，多吃易饱。益眼、润泽皮肤，是其中含有胡萝卜素的功效。其核亦可作药用，能解毒消滞、降压。中医认为，它味甘、酸， 性凉，有益胃止呕、生津解渴及止晕眩等功效，甚至可治胃热烦渴、呕吐不适及晕车、晕船等症。
芒果是世界主要的果树之一，被誉为热带水果之王。主要分布于亚洲、南美洲、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 100 多个国家，年产量超过 1600 万吨[资料来源
刚果总统赠送给毛泽东的非洲芒果，被后者于 1968 年 8 月 5 日转赠给派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队员。消息经新华社报道，[注 1]立即成为特大喜讯，轰动全国。那时芒果是产于热带的珍稀水果，商店里见不到供应。绝大多数国人压根就不知道还有芒果这样一种水果。毛泽东给工宣队送芒果，让“芒果”一时间家喻户晓。被人们视为“宝果”、“圣果”。
这一主题被制作成多种工艺品，其中像章“芒果寄深情”，2000 年代“弘化古玩收藏网”开出的参考价 80 元。同年河南新郑卷烟厂出品“芒果烟”，1980年代曾创造单品牌销量全国第二的佳绩。1994 年又推出高档金芒果[绿硬]香烟。1976 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过根据《序曲》中的谷雨短篇小说《第一课》改编的彩色故事片《芒果之歌》（导演常彦 、张普人，编剧郑荃执笔，主演俞平、任颐、刘文治、梅元奇等）。[注 2]2000 年代“俏佳人商务网”上该片 VCD 出售价19 元。
[注 1] 新华社 8 月 7 日的报道说，送芒果“这不仅是对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支持，也是对正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团结战斗的全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最大鼓舞，最大关怀，最大教育，最大鞭策！”“五日下午，当毛主席向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芒果的特大喜讯传到清华园的时候，人们立即聚集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赠送的礼物周围，热烈欢呼，纵情歌唱。他们热泪盈眶，一遍又一遍衷心地祝愿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他们纷纷向自己所在的单位打电话，传颂这一特大喜讯，并且连夜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冒雨到中南海报喜，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达他们的赤胆忠心。”
[注 2] 影片梗概为：1968 年 7 月，以夏彩云为首的临溪市第六棉纺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东方纺织工业大学。操纵该校红造司组织拉山头、闹派性， 妄图破坏文革的走资派聂家良表面欢迎，暗地里却与工宣队作对。在他挑拨下， 学校各派群众组织又发生了冲突。夏带领工宣队深入调查研究，为消除各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主持召开各派头头会议。在聂操纵下红造司擅自撕毁会上签署的协议，挑起武斗。夏和工宣队长老唐等冒着危险去做说服工作，在一次武斗中， 红造司成员刘小舟打伤了老唐。聂要红造司交出让工宣队从严处理，妄想挑起小将们与工宣队闹对立，借红卫兵之手撵走工宣队。夏牢记毛主席教导，严格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无产阶级宽广的胸怀对待犯错误小将，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不仅使聂的阴谋落空，还感动了小将们，并得到他们的信任。小将们受到启发、教育，在工宣队领导下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把矛头对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掀起了斗批改新高潮。
（参考资料：新华社《最大关怀 最大信任 最大支持 最大鼓舞 我们的伟大领袖永远和群众心连心 毛主席把外国朋友赠送的珍贵礼物 转送给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人民日报》1968年8月7 日；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年版；google 等）
文献名。《为人民服务》（1944）、《纪念白求恩》（1939）、《愚公移山》（1945）等三篇毛泽东著作的合称、简称。盛行于 1966—1971 年。
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最早在军队范围内部发行，被林彪规定为突出政治、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必读书目,视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捷径:“‘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 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1966 年上半年文革开始时遂向全国范围内发行，学习热潮亦由部队推向地方。
把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三篇著作组合成一个整体，显示了选编者的意图：勾画出具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生观），又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集体主义、国际主义（世界观），一丝不苟的负责态度，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人格魅力）这样一种完人、超人（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的形象。这一形象成为当时思想革命化的道德境界，规范人们行为、改造世界观的最高标准；实际上，它成为了剥夺个人欲求、权利，使之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和意志的绝对律令。
后来在老三篇基础上，加进《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两篇，称为“老五篇”。
1971 年林彪覆亡后这一做法遭到全面批判。邓小平曾以“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以顺应文革时尚的语言表达了他全面整顿的思想。昔日庄严的宝典变而为臭名昭著的骗术载体。
民间也有取该词的字面意思，把落套的、一成不变、没有新意、招人烦的东西称作“老三篇”的。例：“又是老三篇──萝卜、咸菜、老豆腐──吃都吃腻烦了。”
2000 年代，日渐式微的官方意识形态又从老三篇里找到了与 “三个代表” 脉络相通的思想资源。有论者指出：“曾经在过去的时代武装与教育了亿万人民与党员、党的各级干部的‘老三篇’，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今天,特别是即将在全党开展的保先教育中，愿我们广大的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在率先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认真地学习‘老三篇’, 牢记党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树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在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大道上，重塑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的形象，抖擞精神，奋勇前进！”
（参考资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邓小平《各方面都要整顿》，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苏鲁边河《建议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认真学习“老三篇”》，）
并列关系短语。它是新中国经济活动的计划安排和工作目标，更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在经济上的追求，实质上是试图消灭以回归为前提的价值单方面转移的信用活动。把它视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自力更生的象征和政治稳定、经济健康的重要标志。
其实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胜利折实公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建设公债”，都是“内债”；1950 年代从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 400 项技术设备，兴建了 156 个重点项目，借款高达 26 亿美元，1972—1977 年，又从国外引进设备，利用延期付款方式借了 10 多亿美元，都是“外债”。这些在中国国民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内债外债的借用，无疑激活了相关国家机构和所涉人员的信用意识，至少也加深了人们对于借债以及信用关系的理解。但当时学界观点、舆论宣传都将其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偶然”所为，且对于“内债”的解释，更多地挂钩于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类的政治度量，“还本付息”的事实过程被政治的宣讲而淡化了其信用意识追加效用。
1960 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并且逼中国还债， 毛泽东号召全国“勒紧裤腰带，也要还外债”。有为了配合意识形态领域反修斗争需要的成分。三年后，中国债务还清，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里向全世界宣布：“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署名“蔡正”的述评文章，说，从 1950 年到 1958 年，我
国先后发行过六次、总额为 38 亿 4 千万元公债，加上应付利息 9 亿 8 千万元，还本付息总数共计 48 亿 2 千万元。已在 1968 年底全部还完。在建国初期，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期间，苏联提供过本息总共 14 亿 6 百万新卢布的援助借款，中国一直坚持按期归还，并且已经在 1965 年初提前全部还清。这种经济状况被称为“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当时国人对此有种发自内心的自豪。
1974 年，国家外贸部甚至申明：“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引进外国资本或同外国共同开发本国或其它国家的资源；根本不会同外国搞联合经营，根本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外国的贷款”。
1980 年代以来中国利用国际金融组织（IFC）贷款的大量实践表明，它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重要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的正面影响，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私人投资和国际直接投资（FDI ）均产生了很强的引致效应，贷款投资的乘数效应十分明显；在中西部地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是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对缓解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起着均衡作用，在东部地区是通过改善投资环境直接促进私人投资和国际直接投资 ，间接促进经济增长。
而且，2000 年代前后实行的增发国债以拉动内需的财政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也的确发挥了公认的积极作用。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和财政学者们的肯定。
（参考资料：蔡正《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欢呼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日报》1969年5月11 日；胡鞍钢《国际金融组织对华贷款的宏观经济评估（1981—2001 年）》，《开放导报》2005 年第 3 期）
名词。杂志名。它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参见罗思鼎）以复旦大学名义主办的理论月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6 开本，1973年9 月创刊， 1976 年10 月终刊，共出版 38 期。国内外发行，每月中旬（以 14 日为基准）出版。
每期 96 页、88 页、80 页、72 页不等。总第一期定价 0.33 元，总第二至总第五期定价为 0.29 元，从总第六期开始一直到停刊，定价为 0.25 元。刊名字体先后换了三次，总第一至第四期，为一种；总第五期至总第七期，为一种；总第八期至停刊，为一种（疑似费新我左书）。
其中常见主笔撰文的罗思鼎、丁学雷、方岩梁、石仑、石一歌、任犊、方泽生、宫效闻、康立、翟海、景池、梁凌益、齐永红、翟青、金盛曦、裘室、方海、戚承楼、金风、靳戈、史尚辉、史锋、曹思峰等，都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不同笔名。署真名的仅有刘大杰、郭绍虞、徐缉熙、戴厚英和余秋雨等人。
该刊的自我定位是“一份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性杂志”。刊内人自诩：《学习与批判》是“小《红旗》”，“《红旗》不便登的，我们这里登”，“别的省市都要看这份杂志，摸政治气候”，“我们传达的精神有时比《红旗》快”。当时，西方报刊称它为“中国激进派的刊物”。由于内容带有一定学术性，信息量较大，在批判中介绍了部分西方文学和“苏修小说”（附有译文或梗概），在当时出版萧条环境下曾得到一些渴求知识的年轻人喜爱。1976 年 10 月后它被定性为“四人帮帮刊”。中共中央印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其中有数处涉及《学习与批判》。卷首目录上方是毛泽东语录。常设的主要栏目有：“批林批孔，反修防修”（或“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研究”）、“经济问题研究”、“学哲学，用哲学”、“文艺评论”（或“文学评论”）、“教育革命经验总结”、 “人物传记”、“杂文”等。紧跟时事的栏目有“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等。
曾有人统计，《学习与批判》共发表文章 710 篇，其中所谓批判修正主义的48 篇，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 124 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 61 篇，评论《水浒》的 40 篇，配合形势时事评述性的 237 篇，其他属于学术研究和文艺作品的 200 篇。这些文章中，利用学术为政治服务的“影射史学”占 70%以上， 如《论尊儒反法》、《汉代的一场儒法斗争——读盐铁论札记》、《评“水浒”的投降主义》、《孔子、儒家和礼》、《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从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 Q 小 D 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这个题目可能是“文革”期间最长的文章题目)等。
该刊的重头文章常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转载；还被分类汇编成集， 名为“学习与批判”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如《论儒法斗争》、《“水浒” 评论集》、《走出“彼得堡”》、《鲁迅传(上)》等。形成月刊杂志基础上的第二次传播。
该刊被认为“极具史料和收藏价值”。2005 年在上海文庙书市叫价视品相新旧一般在 10—30 元左右。
偏正关系词组。“一闪念”，言其心念产生、消失的时间短暂，所涉细微到了难以觉察的地步。倏忽而过，无迹无痕。用“一闪念”以修饰、限制“私”字， 就是说，无论多短暂、多细小的私心杂念都必须慎重对待到如临大敌，群起批判、剿灭它，不能等闲视之；所以成为“狠斗”的宾语。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相携而行。流行的高峰期是 1968—1971 年的 4 年间。
一方面这是意识形态上突出政治和思想革命化的要求，在公私对立中让人们对组织绝对忠诚，亦步亦趋。另一方面全面打倒走资派、大联合尚未达成出现的无政府主义真空，使群众组织群雄逐鹿的游戏变得带有极端危险性，这样的要求将使觊觎权力者处于被告不利地位。把“私”字斗掉后，就能树立“公”字、“党性”了，它的核心诉求是对领袖、革命、集体应该忠心耿耿。以“公意”、“人民” 的名义扼杀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将丰富多彩的个体变成一颗颗规格化的“螺丝钉”。[注 1]民间有人误以为这是出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中国历代思想家们都奉行崇公灭私的经典之教。《尚书》:“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曹羲说:“ 夫至公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理之要也，人之用也。”东汉马融《忠经》:“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天无私，四时行；地无私， 万物生； 人无私，大亨贞。”西晋傅玄《傅子. 问政篇》更说: “私不去则公道亡。公道亡则礼教无所立，礼教无所立则刑罚不用情。刑罚不用情而下从之者，未之有也。” 朱熹更把这一套提到存天理（公）灭人欲（私）的骇人高度。
根据当时的观念，“公”字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私”字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人们谈“私”色变，把“私权”和“私心”视为洪水猛兽，看成是社会罪恶的根源。个人的肉体存在被看成私心杂念的温床，充满了这样丑陋、邪恶的欲望，如不及时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斗私批修，将这些流毒及时清除干净，党和国家就会慢慢地被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占领，就会改变颜色，人们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就会白流。“千里江堤溃于蚁穴”，“人的头脑不是真空，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定会去占领”等防微杜渐的常识支撑，也都是斗私批修的理论根据。具体说，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自我检讨。做法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照“圣人式英雄”的英雄事迹，检查自己、找差距，去深挖自己哪怕最微不足道的私心杂念；并对其大张旗鼓地上纲上线—
经常过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定期写思想汇报，习惯了把骄傲自满作为个人自我评价的武器。狠斗“私”字一闪念口号，把人趋利避害求温饱的生存本能也列入检讨范围，在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与形而上的精神现象间搭建通道，启发了人们阻塞的思路，斗私批修讲用会就因此得丰富多样、生动起来。[注2]人们操作这一套仪式的圆熟自如、尖刻狠毒已经到了自虐生快感程度。但令人沮丧的是，无论斗私批修怎么制度化，天天讲，狠斗“私”字一闪念，私心杂念仍然像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杂草般不停滋长蔓延。
[注 1] 1949 年元旦前夕，沈从文即意识到自己前二三十年来的用笔方式“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 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狠斗“私” 字一闪念，就是废弃“思”、确立“信”的修炼-塑型过程。
[注 2]雷颐《层层剥笋法》对此有生动描述。军代表：“同学们，这个私字总是藏在灵魂最深处，不用层层剥笋的方法就斗不出来，我给你们斗个样子看看。同学们，昨天下午我晚来了几分钟，耽误了大家几分钟时间。为什么我会迟到这几分钟呢，这里面有私心。当时我正在洗衣裳，知道时间到了，还是想再有几分钟就能把军服洗完晾出去。为什么非要先把军服晾出去呢，这里面有私心，就是想一下午这件军服就晾干了，明天还可以穿。为什么非要尽着这一件衣服穿呢， 这里面又有私心，就是想自己今年可能要复员回家，尽量尽一件军服穿，到时候上交，带回家的那件衣服就尽量新一点。为什么想到复员回家了呢，这里面又有私心，我已经超期服役两年了，提干看来是没希望，心想那就不如早点回家，再加上母亲也想要我早点回去结婚成家。同学们，革命战士要时刻听从组织指挥， 自己是走是留这是组织考虑的事，组织要走就走，要留就留，自己根本就不应该想这个问题，我却想了那么多。你们看，迟到几分钟看起来是小事，里面的私心可不小……”
（参考资料：新华社通讯员《“天天读”是为了天天用江苏滨海县正红公社贺君一队坚持“天天读”的经验》，《人民日报》1970年8月 31 日；邵建《“私” 是一种权利》，；佟平《狠斗私字一闪念——“少年回眸”之十六》肖红、车玉明《中国立法者开始审议修宪保护私产》，）
名词。中国在 1950—1980 年代物资匮乏和统购统销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解决供需关系紧张矛盾，由管理物资供应机构发放的购买日常生活物品的凭证。这些票证几乎覆盖了民生的方方面面。按户口簿核定人数定月（或季度、半年、一年）发放，有明确地域性（分省、市、自治区）。文革时期生产、运输秩序不正常，物资供应紧张达于极点，发放票证的种类也空前绝后。常见票证就有 65种之多。按满足需求的种类和供应渠道归类，计有 5 类——“吃喝”类：粮票（分粗粮票、细粮票、面粉票、黄豆票、绿豆票等）、植物油票、糕点票、糠果票、白糖票、豆腐票、粉条票、蛋票、鱼票、食盐票、碱粉票、芝麻酱票、酱油票、肉票（分羊肉票、猪肉票、牛肉票等）、蔬菜票（分白菜票、萝卜票、大葱票等）、水果票、茶叶票等。
“穿戴”类：布票、毛线票、棉花票、棉絮票、衬衫票、毛衣票、丝绸票、布鞋票、胶鞋票等。
“日用百货”类：工业券、暖水瓶票、脸盆票、洗衣粉票、肥皂票、香皂票、火柴票、卫生纸票、烟筒票、香烟票、煤票、钢精锅票、煤气票、桌子票、自行车票、手表票、缝纫机票、收录机票、电视机票等。
购货券和购货本：在特殊时期所有日用百货几乎都很紧缺，无法按人平均分配，于是就有了购货券和购货本，紧缺物资需几张或几十张购货券，这需要集中若干人的购货券集中使用，购货本的发放、使用以家庭为单位，一户一本，上面的物品分月供应或按季供应，并有过期作废字样。
“专用票证”类：1.工种粮票，是根据劳动强度发给的粮食补贴，此票只能在粮店使用，不能在社会上流通。2.特供票证，主要用于高干、老红军、婴儿、产妇和病人按规定之外的补助食品，如牛奶、奶粉、红糖、饼干和豆类，病人必须由医院开出诊断证明方能享受此待遇。3.侨汇物品供应证，是国家为了吸引外汇，有“海外关系”的侨民寄来的外汇，根据汇额发放的侨汇购买券，有粮票、油票、副食品工业券等。4.节目供应票，多在春节期间额外供应的物品购买证， 如花生米票、猪头票、年糕票、酒票等。5.结婚购物证，新人结婚凭结婚证领取结婚购物证，凭此证可买木床、棉胎、棉布、被面、暖水瓶、脸盆等。
装饰图案内容主要有高举红旗、手捧毛泽东选集或语录的工农兵群像造型； 红日放光芒；革命胜地、政治口号、毛泽东诗词；或环绕以葵花团簇着的红心忠字图形等。当时不仅票证品种多，而且限制供应数量少，例如油每月 2 两或 4两、肉每月半斤、布最少时一年 3.5 尺。虽然都是无价证券，但由于物资短缺， 它们往往有不菲的附加值，甚至远远超出了购买这种物品的价值。以致有人专门从事倒卖票证的灰色职业，被称为“二道贩子”。有了票证的限制，农村人口很难流动，即使城镇人口较长时间外出也非易事。人们最怕的就是家中来客人和丢失票证，超出定量供应捉襟见肘。
2000 年代前后，收藏票证已经成为日益兴盛的收藏业中一个投资保值重要品种。其中尤以首发票（1954 年部分县市试发粮票）和收尾票（1993 年截止）、面额最大票（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军用粮定额支票”马料 5000 斤）和最小票（如新疆发行的一厘米布票和云南发行的一市钱绵线票）、错票、少见票（如沙发巾票、大衣柜家具票等）等收藏价值为高。全国第 14 届票证收藏文化展示
网上建有“中国票证博物馆” http://www.1-10-100.com/、“中国票证信息网” http://cnpz.my0807.com/liangpiao/index.asp 等。
（参考资料：高全喜《为了忘却的记忆——关于常宗贤的随感》，“世纪中国”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4866 ;；孙晶、刘扬《特殊票证升值空间比邮票大》，《 羊城晚报》2005-10-30，转自“搜财网” http://www.myrich.cn/collect/1/92616.shtml；王展《票证收藏有“五抓”》， “人民网” 2006-1-12 http://art.people.com.cn/GB/41067/4019831.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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